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67-07 对于中西艺术时空意识的差异，宗白华较早地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在他看来，中西艺术宇宙观的区别，以及渊源和基础的不同，都归于空间意识的差异。他在谈到中国戏剧时说：“西洋舞台上的动，局限于固定的空间。中国戏曲的空间随动产生，随动发展。”[1] 395谈到中国书法时说：“中国书法里结构的规律，正像西洋建筑里结构规律那样，它们启示着西洋古希腊及中古哥特式艺术里空间感的型式，中国书法里的结构也显示着中国人的空间感的型式。”[1] 422谈到中国音乐时说：“希腊半岛上城邦人民的意识更着重在城市生活里的次序和组织，中国的广大平原的农业社会却以天地四时为主要环境，人们的生产劳动是和天地四时的节奏相适应。”[1] 432谈到中国建筑时说：“古希腊人对于宇宙四围的自然风景似乎还没有发现。他们多半把建筑本身孤立起来欣赏。古代中国人就不同。他们总要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界。”[1] 478宗白华先生在对中西艺术空间意识比较的同时也对中国艺术各门类联系和审美的共同趋向及规律，从时空意识的角度进行了探索。他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说：“中国画是一种建筑的形式美、音乐的节奏美、舞蹈的姿态美。”[2] 100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又说：“中国画里的空间构造，几不是凭借光影的烘染衬托(中国水墨画并不是光影的实写，而仍是一种抽象的写景表现)，也不是移写雕像立体及建筑的几何透视，而是显示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所引起的空间感形。确切地说：是一种‘书法的空间创造’。”[2] 143 由上可以看出，中西方艺术里时空意识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中，显然可以进一步凸现中国艺术中所表现出的时空意识的美学特性和民族特色，也可以从理论上说明中国艺术独特的时空意识对人类艺术发展的贡献，将会给当代世界艺术走出困境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中西艺术时空心理的差异 (一)采集与狩猎：生存方式的差异 进化心理学实验表明，男女空间知觉的差异植根于远古时代不同的求食方式。按照生活分工，以狩猎活动为主要形式的男性，在运动变化中培养了空间推断能力，具有比较好的运动感和方向感。以采集活动为主要形式的女性，由于“目标”是静止的，所以她们的辨别和定位能力得到了强化。一般说，男性倾向于为知觉空间建立一个整体的心理“地图”，而女性更容易受环境的暗示，依赖于周围环境中的标记、暗示来形成空间知觉。 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造成了中国人和西方人思维方式和心理特点上的差异。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国人主要以采集为生，以渔猎生活为辅；西方人一直以狩猎为主要谋生手段，他们早期的文化形态是狩猎文化。值得注意，以采集为主的文化，表现为以女性的活动和思维方式为主；同样，狩猎文化表现为以男性活动和思维方式为主。这种差异不仅具有文化意义，而且也具有性别意义。人类学家认为，从旧石器时代的采集文化开始，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经历着母系社会阶段，也深受女性思维方式的浸染和熏陶，这是因为在人类意识的发生和起源顺序上，母系意识或月亮意识处于人类意识发展的开端。但是在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又发展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耕文化和农业意识形态。其中大地智慧、农民智慧、女性智慧是与母系意识、农业意识相对应的典型形态。而其思维和心理特点，正如纽曼所说：“女性智慧是非思辨性的，因为它接近生命与自然，它与事实和活生生的现实相连。”[3]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时空意识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性格呈现出明显的女性情绪。中国古代阴阳合历的历法，以阴历为基础，表现出以阴为主的品格；儒家的宗法制度，这是女性心理特点的显现；“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策略等，都说明中国文化在总的趋势上的阴性特征和女性智慧。[4]“以采集文化为主要形态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同时发展出最发达、最完备的母系意识和女性智慧，这种长达数万年的母系意识和女性智慧在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得以延续并且达到极致，它不仅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也决定着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使之表现出较明显的女性偏向。中国人大脑功能的右半球发达，除了和长期的采集与农耕实践以及以素食为主的饮食结构有关以外，很可能也和母系意识与女性智慧的生理遗传有重要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能够同世界其他民族形成性别意义上的互补、互识和互阐关系。”[5] 418 (二)右脑与左脑：生理功能的差异 中西艺术时空风貌的差异，从根本上来看是由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及艺术心理的差异决定的。而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他们的思维和心理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大脑功能差异。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左、右两个大脑半球功能具有不对称性，左半球主要负责对言语、文字、计算、时间等信息的加工，右半球主要负责对图形、音乐、方位等信息的加工。[6] 左脑倾向于用语词进行思维，右脑倾向于以感觉形象直接思维。大脑两半球具有一种合作关系，即左脑负责语言和逻辑思维，右脑做一些难以换成词语的工作，通过表象代替语言来思维。[7] 具体说，人的左脑主管抽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象征性关系和对细节的逻辑分析有关，具有语言的、分析的、连续的和计算的能力；右脑主管形象思维，与知觉和空间判断有关，具有音乐的、图像的、整体性和几何——空间鉴别能力，对复杂关系的处理远胜于左半球。[8] 1950年，在巴黎召开的神经病理学家例会上，一位年轻的中国代表宣布了他的发现：在他的医院里，左半球语言中枢致伤的病人没有失去书写和朗读的能力。人们继而还发现，与西方人不同的是，中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的读和写同大脑右半球的活动有密切联系。前苏联学者谢尔盖耶夫认为，西方人和亚洲人语言中枢的定位之所以不同，与其文字语言系统的差别有关，并非大脑结构功能组织的种族差别：对于同等程度地掌握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这两种文字形式的人来说，当左半球失效时，字母文字和朗读就会丧失，象形文字仍保留着；当右半球关闭时，遭到破坏的只是懂得象形文字的能力，字母文字及其朗读不受影响。在所有亚洲人中，汉语象形文字与音位(语言)听觉的联系不如其他文字那样紧密，所以，中国人在大脑半球关闭时，表现出的印象完全是另一个样子。[9] 157-162一位美国学者让患有不读症的美国儿童按照汉字注音朗读英语句子，结果这些孩子的朗读问题都奇迹般地获得了解决。一些患不读症的法国学生，由于学习汉语，其病症也大大减轻。这些发现表明，汉语、汉字可以促进大脑两半球功能的平衡使用与发挥。[10] 由上可以看出，在左右脑都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西方人偏重于用左脑进行思维，中国人则偏重于用右脑进行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