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子到塞尚

——与张远山从先秦诸子谈中西艺术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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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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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7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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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尚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代引言)

      王天兵

      难辨中西,如今都成过去事。

      何论中西,继起自有后来人。

      法国画家塞尚生于1839年1月。此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一年后,鸦片战争爆发。1906年10月,塞尚外出写生时偶遇暴雨,数日后死于肺炎。此时是清光绪三十二年。这年7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同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和黄兴发布《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首倡国民革命,号召反清起义,波及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正式开始了……

      塞尚一生却和社会革命无关。他几乎不曾涉足社会生活。他是法国人,但是犹太后裔。他也是同代画家中的异类,虽师从印象派创始人之一毕莎罗,并曾随印象派展览,但其画风最终被英国艺术史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1866~1934)贯之以——“后印象主义”。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说法说明欧洲人也难于将塞尚归类,姑且用这个不是名字的名字称之。

      塞尚死后仅一年,26岁的毕加索创作了《亚威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243.9×233.7cm,1907年),此画虽在十年后才展出,但被公认是奠定立体主义以及整个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的发轫之作。细查之,那五个青面獠牙、当时观之惊世骇俗的女人体其实是照搬了塞尚的《五浴女》(Five Bathers,66×66cm,1885~1887年),她们的脸却来自毕加索刚刚发现的非洲土著雕刻。这幅画既是毕加索写给塞尚的悼词,又是他那一代人艺术独立的宣言。这是塞尚成为西方现代艺术之父的由来……

      中国人是在风雷激荡的大革命前夜开始接触塞尚的。第一个见到塞尚画作复制品的中国人可能是留日的李叔同(1880~1942)。这大约发生在1905~1909年间,但从其自画像来看,他更多是步印象派后尘,而非蹈塞尚故辙。随后可能就是关良(1900~1986)、刘海粟(1896~1994)这代人。但关良开始也看不懂印象派,不知其好处何在。可以想见,他对塞尚心怀隔膜也在所难免。20世纪20年代初,刘海粟曾做《塞尚传》;1921年7月,上海美专的《美术》杂志曾出版“后期印象派专号”,收入了琴仲的《后期印象派的三先驱者》、刘海粟的《塞尚的艺术》、吕澄的《后期印象派绘画和法国绘画界》以及俞寄凡的《印象派绘画和后期印象派绘画的对照》等文章。1925年,曾留美习画的闻一多也撰专文介绍塞尚。但这些艺术史常识的普及,未能发西人所未发,仅是塞尚抵达中国的起点。

      而在塞尚去世百年后,中国人是否终于理解了塞尚?塞尚到底带来了什么东西而使他能被西方人公认为现代艺术之父?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否仍然无以作答?

      实际上,很多中国画家只是在理论上接受了塞尚,在感觉上仍无法认同,尤其是对他所画浴者,觉得不好看,或者“看不懂”。一位中国画家近年来曾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看过塞尚的大量原作,但就是无法喜欢塞尚,因为他觉得塞尚的风景画和中国山水画一比,画的只是眼前的那点儿表面的东西,画不到骨子里去。因此,他认为塞尚只是开创性的画家,而不是大师。进而还有中国油画家认为塞尚和中国艺术没有什么关系,原本就属于不同的谱系。

      也有一些中国画家倒是真心喜欢塞尚,而且总对第一次看到塞尚的静物和风景画的情景记忆犹新。让他们多年后仍感震惊的是塞尚的分量和坚实,同场展出的其他西方画家,或为印象派,或为现代派,都相形见绌——“轻”了。可是,重量感的再现和强化从来就是欧洲油画的自觉追求。何必惟塞尚是尊?

      诸如此类,都说明中国人接受和理解塞尚之难。

      如果我们还不理解这个现代艺术之父,又何谈理解西方现代艺术?塞尚是西方现代艺术的人体变形的创始人,如果还不理解他,何谈理解毕加索?不理解他,难怪中国人画的人体要么死气沉沉、幼稚乏味,要么稍一变形则矫揉造作、小气甜俗。这难道不说明我们比毕加索迟到了整整一百年吗?

      另外,这个西方艺术史都无法定位的画家到底能给中国人带来什么?这个孤僻之人闭门所造又到底和中国艺术有什么关系?他对21世纪的中国艺术的发展还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要独缅塞尚而不去弘扬文艺复兴、推崇荷兰画派、赞美西班牙大师或者干脆追悼毕加索等?

      这些棘手的问题曾困扰我多年。1998年,我在处女作《西方现代艺术批判》(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版,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曾辟专章论述塞尚,题为“塞尚不知道怎么画了”。2005年,我在撰写关于中国当代画家冷冰川和夏俊娜的论文《华美狼心》时,看到了王震、徐伯阳所编的《徐悲鸿艺术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如获至宝,从而揭开了塞尚在中国的境遇之谜。我恍然大悟,我自留美后就开始的对塞尚以及现代艺术的考源和探究,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回答徐悲鸿早在1929年就提出的种种疑问。大概因为我在中国度过了童少年时代,期间虽未专门习画,也未曾看过徐悲鸿这些有意被后人隐没的言论,但它们早已渗透在中国美术思想中,使我在无形中深受其影响也深感其弊端,也早就暗自疑惑并与之较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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