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①(下省称《考录》)第161页《宣和画谱二十卷》著录《宣和画谱》版本22种，谓有元大德年间吴文贵刊本(待访)(台北故宫、美国国会)，谓“与《书谱》合刊，有大德七年(1303)正月钱塘王芝序，大德壬寅岁(1302)长至日延陵吴文贵谨识(跋)。”另外，谢氏对于所谓“宋刊本”表示存疑。除去此可疑的宋刊本外，现存最早的《宣和画谱》的版本，应是元大德六年吴文贵刊本。元刘有定注《衍极》所说大德壬寅裒集《宣和画谱》二十卷者，即吴文贵是也。由于种种原因，笔者不能看到此版本，这是一件极遗憾的事。关于《宣和画谱》，学界一般有这样几种解释：其一，是书作于徽宗时期；其二，是书的作者，有人认为是赵佶，有人认为是蔡京等，有人认为是蔡攸，或者是由寺宦所作；其三，是书在徽宗授意和参与下编纂而成，是官方所修之书，体现了徽宗的绘画思想。 但是，作为一本重要的画学著作，《宣和画谱》终南宋之世，始终没有被人提及，直到元初才突然被很多人注意。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一、著录很晚 首先，有关《宣和画谱》的最早记载，在金朝或元初。元刘因《静修集》卷十《辋川图记》： 是图，唐宋金源诸画谱，皆有评识者，谓惟李伯时山庄可以比之，盖维平生得意画也。 刘因是元初人，此记写于1273年，即至元十年癸酉。刘因在这里讲“唐宋金源诸画谱”，这个“金源”即金朝②，也就是说，金朝也有画谱，也有对《辋川图》的记载。按《宣和画谱》卷七李公麟传谓“龙眠山庄可以对辋川图”，则此金朝的画谱，可能指《宣和画谱》，或者其原稿。 金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十四《张萱四景宫女》： 《画谱》谓，萱取“金井梧桐秋叶黄”之句为图，名《长门怨》者，殆谓此耶。 则此《画谱》应指《宣和画谱》，但也许“画谱”指的是《宣和画谱》的原本，也未可知。元好问金亡入元不仕，卒于1257年。此文不知何时所写。 又元初李冶(治)《敬斋古今注》卷六： 《宣和画谱》载，李公麟作画，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盖深得杜甫作诗体制。甫作《茅屋为秋风所拔叹》，虽衣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公麟作《阳关图》，以别离惨恨为人之常情，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不关于其意，其它种种类此。 对照今《宣和画谱》卷七李公麟传，则此书所记即今本《宣和画谱》无疑。按本传，李冶由金入元不久即卒，所以，他看到这《宣和画谱》很有可能在金国即有。 又元初王恽《玉堂嘉话》卷三： 《远涉帖》，予二十年前观于大名魏氏家，未敢必为孔明书，及入秘监，见《宣和书谱》，乃知宋御府所收，为武侯书，明矣。③ 按常理度之，王恽中统二年(1261)为翰林修撰，则入秘监看到《宣和书谱》，恐怕在这段时间。而此书成于1288年，即在大德(1297-1307)之前。也就是说，在大德壬寅(1302)吴文贵这次明显的修改之前(说见后)，这两书的名字已经存在，且分别独立成书。则《宣和画谱》与《宣和书谱》两书，也许就是在金国即有，也许是在元初即有。但说是在金元时期，应无问题。 其次，南宋人不知《宣和画谱》。在宋人的笔记文集中并无《宣和画谱》的著录。《宋史》及南宋重要的书目均无其书之记载。《宣和画谱》有宋刊本之说，是可疑的。谢巍《考录》云： “此书除不著撰人姓氏外，尚有大德吴文贵刻本是否为初刊本问题。叶启发称有宋刊《书谱》二十卷(文见《图书馆学季刊》第九卷第三、四期)，证似不足，故王重民先生以为‘或即大德间吴文贵与《画谱》之合刊本。’然近又有说《画谱》残存宋刊前十卷，又谓原北平故宫有宋刊元印本。后两说未能见原书，未便遽言是非。”(163页)“至于宋刊元印之说，无证可信。大德本中依照宋颁格式刻板，而并非以宋板于元印之书。王重民先生鉴定此本之刀刻最与‘大德间刻书相似’，可以为证。”(164页) 除了谢氏的推证外，可以认定不存在宋刊本的，即实际在南宋，有很多人不知道此书。尤其是邓椿，竟然不知此书。这是最不应该的。 《画继》卷郓王传及士雷传，凡两次提到“秘阁画目”。如果南宋秘阁有《宣和画谱》或类似的画目，邓椿是有条件知道的。而根据《画继》所反映出的情况，疑邓椿所见之秘阁画目，已无《宣和画谱》或其原本，其所见仅系南宋秘阁画目。也就是说，在南宋秘阁中，没有《宣和画谱》。 邓椿不知道《宣和画谱》，还可以通过邓椿《画继》从未提及此书得以证明。而且，作为一本续继《图画见闻志》之书，其所录画家人名与《宣和画谱》有一些重出者，而对照这些画家的传记，同一画家，《画继》与《宣和画谱》之间，看不出任何必然的关联，这也是邓椿不知《宣和画谱》的一个重要证明。 另外，由宋入元的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二： 山水一轴，甚古，上有五小字云，后凉徐麟笔，《画谱》中未闻其名。 《云烟过眼录》卷四： 伯机仲山云，具观《御府书画谱》，已上三者，余皆未之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