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就讲两个问题：第一，回归传统的限度；第二，超越传统的可能性，简称回归与超越。 不论回归还是超越，实际上反映了今天一种焦虑的心态。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最近几年，我们学术界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第一，由过去的那种单纯追求艺术感受逐渐演变成对中国文化历史感的总体把握，就是强调综合性；另一个变化就是由过去单纯地追求理论，慢慢地开始向传统文献回归。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文学研究，总要涉猎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艺术感受或文学感受；第二是文学的理论，没有理论的研究，总是达不到应有的层次；第三是基本文献，也就是基本的传统知识。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这三个文学研究的基本点，被强调的程度不一样。而现在，我觉得是更侧重于向传统文献回归。这种回归，从积极意义上说是好事，过去的研究比较宽泛、笼统，现在逐渐地强调一种更加具体的实证研究；但是回归的同时，也隐含着一种危机，那就是我们现在理论研究上的缺失。我们的研究者，缺少一种明确的理论意识或理论线索。为什么这样说？过去我们搞中国文学研究的人，都借用一种外来观念，拿来为我所用。比如说，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王国维、陈寅恪他们用的是进化论的观念；到了四五十年代以后，用唯物辩证法观念；到八九十年代，用的是所谓新方法论观念；现在怎么办？我们用什么观念来指导我们的研究？现代派不行了，后现代派不行了，后后现代派也不行了，研究文学没有理论了，因此大家觉得，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还不如回到文献，文献比较老实，一是一，二是二，风险比较小，只要用功，总有收获。客观地说，回归文献，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对我们学术的沉淀；另一方面，如果大家一门心思回归文献，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此，我想先谈回归文献的限度。 伴随着刚才我说的两点变化，现在有几个学术热点。学术界，包括我们研究生的论文，由南到北，从东望西，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介入到文学研究的热点当中。第一个热点，就是文学的时间研究，也就是文学的编年体研究。我在读《论语》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孔子和弟子谈话时，有时很随意，比如和子贡、子路谈话，几无设防；颜回就不一样，每次都是毕恭毕敬、老老实实的。如果据此就笼统地说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有亲有远，或者据此推断他们的性格有怎样的差异，就比较轻率。如果把年代排下来，你就发现，子路、子贡和孔子的年龄相差不多，而颜回则不然，相差有三十多岁。由此不难推想，年龄相近，感同身受，说话就较少顾忌。所以我们在从事文学研究的时候，不能简单地说谁性格怎么样，实际上年龄很重要。所以一个作家年谱，一个时代的编年，非常重要，现在，从先秦到20世纪，两千多年，每一年都编下来了，《先秦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编年史》、《魏晋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唐代文学编年史》、《元代文学编年史》、《二十世纪文学编年》都已经完成了，文学编年史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还拟创建一个中国文学编年数据库，把每一年的不仅仅是文字的资料，包括图像、考古等可资考证的资料全部汇总在一起。这样我们今后使用起来就比较方便。比如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这一年，各位诗人身在何处？都写了哪些作品？他们对于这场变乱的态度如何？经过资料的编排，就可以立体地展现出来。这是文学的时间编年研究的作用。 第二个热点就是文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就是文学地理研究。这次我所看到的咱们学校的研究生论文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开创性的成果。我自己现在关注的是“秦汉文学地理”。这个文学地理研究很有意思。当我们把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放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的坐标上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不言而喻了。过去我们笼统地说哪位作家写了什么作品，大概背景是什么样，但实际上都很空；而现在具体确定这部作品在哪一年写的，在什么地方写的，这个作家是在什么地方生长起来的，他的文化背景是什么，这样一来就更有说服力。今天我们都有南北的差异，更何况古人，那时候交通非常不发达。所以文学地理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做秦汉文学地理研究，我知道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意思。中国这么大，它是由不同的重要文化中心来组成不同的文化区域，而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相互交流。你只要梳理一个线索，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因为视角改变了。 第三个热点，就是物质文化研究，就是一个作家的生存环境和作品具体产生的背景研究，我笼统地概括为物质文化。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在过去研究中都是关注的，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也就是说一切出发点都是由经济决定的。但是落实到具体作品研究时，我们往往忽略这一点。文学史中讲了那么多文学家，讲了那么多文学作品，但是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呢？就是这些作家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作品似乎是在一个很空洞的大屋子里产生出来的，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比如说这个作品是作家在什么时候写的，我们具体来问一下，这个作家当时写这个作品时，他的生存状况如何？他的衣、食、住、行怎么样？俸禄多少？我们可能都略而不计。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并没有所谓纯粹的“脱产作家”，中国作家一直到今天为止，都跟官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就是官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弄清一个作家官位高低、权力大小很重要。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形，有的时候，某个作家官位很高，但权力很小；某个作家官位很低，但权力很大。一个作家的地位对他的创作当然有直接的影响。一个作家的物质生存环境就涉及到一个作家的衣、食、住、行，当然包括官位问题。因为你的官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决定俸禄的多少，决定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在汉代，官员出行坐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前后的随从怎么样，包括死后坟墓前立什么碑，周围栽什么树，在《白虎通》中都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稍有僭越，当然就是重罪。两千多年了，我国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因此中国古代作家在官场上的每一天生活当然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物质生活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