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3-0136-04 晚清民初宋诗派和南社同为20世纪初期重要的文学流派，这两个流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长期以来的文学史书写中，南社始终占据光辉的一面，宋诗派则被冠以落后腐朽之名。人们往往从政治观念出发来评论这两个文学流派，南社的影响被有意无意放大，宋诗派则成为被压抑的存在。本文试图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来重新评价宋诗派的历史地位。本文所说的“晚清民初宋诗派”，指出现于清代光绪年间、活跃于清末民初的宗宋诗派，其理论家有陈衍，创作上的代表有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等，主张诗歌变风变雅，以杜韩苏黄为师法对象。文章中也以“近代宋诗派”简略称之。 南社唐宋诗之争从1914年初显端倪，至1917年达到高潮。先来回顾一下这场论争的始末。 南社在成立之初就存在着宗唐和宗宋的分歧，但这种内在矛盾一直处于潜在状态，并未公开化。直到1914年，柳亚子发表《论诗六绝句》，批评宋诗派与其他学古诗派，矛盾才开始激化：“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柳亚子对宋诗派的激烈抨击埋下了几年后南社内部唐宋诗之争的伏笔。[1] 1916年1月26日，姚鹓雏(锡钧)开始在《民国日报》连载诗话，盛赞同光体中的闽派诗人郑孝胥、陈衍、陈宝琛以及赣派诗人陈三立：“同光而后，北宋之说昌，健者多为闽士，如海藏、石遗、听水诸家，以及义宁陈散原。其人生平可以勿论，独论其诗，则皆不失为一代作者矣！”[2] 文中海藏、石遗、听水分别指近代宋诗运动代表人物郑孝胥、陈衍和陈宝琛。年轻的南社诗人姚鹓雏表达了对宋诗派人物的仰慕之情。 同年8月8日，傅專① 在《长沙日报》连续发表诗话，分析陈三立诗的艺术特点，认为“七律莫盛于唐，宋代继之，遂开新响。山谷，其一大宗也，近人惟陈散原能为之。”[3] 由此可见，柳亚子的申唐黜宋引起了南社内部宗宋诗人的不满，从而引发了原本潜伏于南社内的唐宋诗之争。之后双方论战逐渐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8月23日，姚大慈发表诗叙，自述由学唐而学宋的经过，称誉陈三立的七律源于江西诗派，而又自成一家。[4] 傅專和姚大慈的文章足以说明民初宋诗派影响之广泛，这也是柳亚子等南社宗唐派诗人所不能容忍的。 1916年11月17日，吴虞发表文章声援柳亚子：“前读《南社》集，见有友人谢无量诗，后读《民国日报》，见有亚子《论诗绝句》，‘郑陈枯寂无生趣’云云，大为神契。……上海诗流，几为陈、郑一派所垄断，非得南社起而振之，殆江河日下矣。”[5] 吴虞是时并非南社中人，却率先响应柳亚子对宋诗派的批评，使得此时孤立无援的柳亚子欣喜若狂，极力要拉其入社，以壮大社内宗唐派的力量。“上海诗流，几为陈、郑一派所垄断，非得南社起而振之，殆江河日下矣”道出了柳亚子等部分南社诗人的心声，声势日隆的宋诗派无疑是以诗坛主流自居的南社的最有力的对手，这是柳亚子等向宋诗派发难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南社内部的宗宋派诗人继续发表文章，表达对宋诗派成员的敬慕之情。11月，与宋诗派核心人物陈三立、郑孝胥、陈衍、陈曾寿等交谊颇深的南社诗人诸贞壮② 在其诗作中表达了对宋诗派领袖郑孝胥的倾慕之情，其《夜过海藏楼，归纪所语，简太夷并示拔可》中“主人论诗得真理，近称米氏椎欧阳。上规韩白许永叔，出以简淡非寻常。老颠落笔不局曲，意境往往齐苏黄。前闻沈侯语夏五，文字不可轻其乡。”[6] 在诗中高度评价了郑孝胥的诗歌主张，“沈侯”即沈曾植，“夏五”是夏敬观，都是宋诗派的重要成员，诸贞壮高度认可了宋诗派创作理论。 12月9日，姚鹓雏继续发表诗话，驳斥吴虞对陈三立诗的批评。[7] 此时的论争尚属于诗学旨趣的争论，双方均能平心静气地进行理论上地探讨。宗宋派诗人既赞颂了陈三立等人的创作，也指出了其创作上的缺憾。 进入1917年，矛盾骤然激化，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的诗学论争。 1917年1月19日，柳亚子致函吴虞，陈述提倡唐音，反对同光体的一贯主张，引吴虞为同调，动员他加入南社：“今读先生所言，知于囊时持论，若合符节。窃情吾道不孤，私以入道为请，甚以先生不弃鄙陋，惠然肯来，则拔帜树帜，可以助我张目，万幸万幸！”[8] 以上足见：南社内部宗宋势头强劲，柳亚子也感到了压力并试图振衰起弊。这是他拉吴虞入社，以壮大声势的主要意图。吴虞诗歌宗唐，被柳亚子引为同调。随着吴虞1917年3月5日加盟，南社内部宗唐派势力得到加强，沉默已久的柳亚子开始反击。以此为界，南社内部的宗唐宗宋之争渐趋白热化。 1917年3月11日，社员胡先骕写信给柳亚子，恭维同光体。本日，柳亚子在《民国日报》新辟的《文坛艺薮》栏发表胡先骕诗作二首，尖锐地指责以黄庭坚为鼻祖的江西诗派：“诗派江西宁足道，妄持燕石砥琼琚。平生自有千秋在，不向群儿问毁誉。分宁茶客黄山谷，能解诗家三昧无？千古知言冯定远，比他嫠妇与驴夫。”[9] 以胡先骕的信为导火索，矛盾迅速激化，隐忍已久的柳亚子以近乎谩骂的口吻严厉斥责宋诗派及其追随者。③ 4月23日，柳亚子致书社员杨铨(杏佛)，告诉他曾以两诗回报胡先骕，表示不同意胡适对南社的批评，讥笑胡所作白话诗为“笑话”。他认为“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盛赞吴虞的诗“风格学盛唐，而学术则宗卢(梭)、孟(德斯鸠)”，推为“诗界革命”的“健者”：“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鏊弧者耶？又彼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之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又诗文本同源异流，白话文便于说理论事，殆不可少；第亦宜简洁，毋伤支离。若白话诗，则断断不能通。”[10] 柳亚子文中所指，是1916年10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的留学生胡适的文章。在文章中胡适同时批评了南社和宋诗派，但认为南社创作不如宋诗派。同时，胡适还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事”主张。6月27日，胡适自美归国，舟中，记述了对柳亚子《与杨杏佛论文学书》的看法，认为“理想宜新”是正确的，但“形式宜旧”则错：“(柳亚子寄杏佛书)未免有愤愤之气。其言曰：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若果如此说，则南社诸君何不作《清庙》、《生民》之诗，而乃作近体之诗，与更近体之词乎？”[11] 至此，1917年左右文学场域中三股力量激烈碰撞。南社中的宗唐势力既反宋诗派也反文学革命，宋诗派追随者对宗唐势力进行了反驳，胡适等白话诗倡导者激烈批评南社，附带提出对宋诗派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