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历史的语境中,就王俭和萧子良集团的政治角力,来探讨在此复杂的对峙关系中,对于文学所发生的影响。认为所谓“竟陵八友”属于政治得势者的虚构,实际上并不存在;而齐代儒学和佛学之消长与王俭及萧子良集团的政海沉浮有着直接关系,这对集文章学大成的《文心雕龙》的思想内容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 永明年间王俭权势之崛起 南齐永明年间,政坛上存在着两大“山头”,这两个“山头”一则以王俭为首,另则以文惠太子和竟陵王萧子良为首,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势力,对当时政治、学术乃至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朝宋、齐政权都依赖着姓高门支撑门面,学界已经指出萧齐取代刘宋,萧道成缺乏充足的理据。在篡夺过程中,不肯依附他的名士袁粲等被杀;而褚渊卖主求荣,则备遭鄙夷,如刘祥、谢超宗均曾当面指责褚渊,称赞袁粲,这会令萧道成深感尴尬。开国之初,齐太祖亟需高门士族的配合,借以在舆论上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梁书·谢胐传》说:“(齐)高帝方图禅代,思佐命之臣,以胐有重名,深所钦属。”而谢胐忠于宋朝,不为其所动;而褚渊辈又多有负面的影响,于是琅邪王氏之向背就具有了特殊的含义,萧道成获得了琅邪王氏中王僧虔与王俭叔侄的鼎力相助,这种帮助对于齐太祖而言,不啻如负翼之东风,因此二王在新朝之分量,可谓举足轻重。 在南朝宋末年,琅邪王氏部分成员也遭受厄运。王僧虔的兄长,即王俭之父王僧绰,宋世为刘劭所杀,当时株连甚广,王僧虔亦几乎罹难。故琅邪二王也是当时的受害者,他们弃宋投齐,一则有扭转家族厄运的考虑,另则亦隐含不满宋末暴政的心理因素。所以当他们为萧道成篡宋出力之时,所受责难就没有像褚渊那样不堪。 然而王氏叔侄介入新政的程度也有深浅之别,王僧虔主要以礼乐建设为新朝“辅政”;而王俭则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南齐开国的政治运作,《南齐书·王俭传》说:“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褚渊唯为禅诏文,使俭参治之。”王俭成为南齐之开国元勋。从南齐建元元年直至永明七年王俭病逝,总共约十一年时间之内,王俭在政坛和学界都是极其重要的人物。《南齐书,王俭传》记载齐太祖叹曰:“《诗》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为我生俭也。”这说明在王俭与萧道成之间,保持着一种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关系。 自建元二年,王俭“转左仆射,领选如故”,虽间或有沉浮,但直至永明七年,王俭在政坛上掌握着遴选官员、教育太子等重要职责,并且在学术领域,他是官学的领袖。按《南史·宋文帝纪》记述,宋文帝尚儒雅,元嘉十六年诏命立学,“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举凡个人的学术选择大都有仕途立身的考虑,这会影响到东晋以来玄学传家的琅邪王氏之学术,王俭出生于元嘉之末,较诸其叔父王僧虔,他更加转向儒家经学,时势的作用不可忽视。《南齐书·王逡之传》说:“升明末,右仆射王俭重儒术。”又《南齐书·陆澄传》有永明初陆澄和王俭论学的记录,可见王俭经学修养十分深湛。《南齐书·百官志》说:“永明三年,立学,尚书令王俭领祭酒。”既有学术造诣,又是朝廷功臣,王俭当之无愧地执学界之牛耳,他亦以江左风流宰相谢安自比。《南齐书》列传第二十:“史臣曰:……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由于王俭的倡导,使得儒学在永明年间得以重振。 挟学术与政治的崇高地位,王俭非但左右风气,而且在朝廷用人和礼仪等方面,亦具关键性的影响力。王俭对于寒士心怀偏见,尤其竭力阻挠南士晋身仕途。《南齐书·张绪传》记载建元元年,张绪“素望甚重”,仆射王俭表面称赞其人,然一旦上欲用绪为右仆射,王俭就以张绪身为南士之理由,坚决反对。此导致张绪之子张充心怀愤恨,不禁上书王俭,为父发泄不平之气。“俭言之武帝,免充官,废处久之”。《梁书》本传说蔡撙是蔡兴宗之子,蔡兴宗有重名于前代,“齐左卫将军王俭高选府僚,以撙为主簿”。王俭用人,极其重视门第出身,对于维护门第秩序、压制南人,他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①。以致永明年间,南土深感压抑,他们不屈于其政治处境,《南齐书·丘灵鞠传》说:“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丘氏此番言论,反映了南方士人乡邦情绪的反弹,他们长期受到压制,于是怪罪当年顾荣与北人的合作,痛恨从此之后,南士就沦于北人的压迫之下。 二 竟陵王文士集团与王俭势力之较量 萧氏“永嘉之乱”后,“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故在依然重门第的时代,从南齐太祖和世祖而言,作为南人政权,他们必须借重于王俭门第、才学的影响力,南齐初年所选择的政治道路,亦犹如过江之初“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之具体而微者。然而王俭不甘于王导“愦愦”之政,却好以谢安自许,作为政治人物,他希望将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诸多领域,当他权倾天下之时,势必会招致其他政治势力的不满甚至挑战,而文惠太子等正可以视作王俭之劲敌。 永明初,王俭非但主持制定新礼,而且朝廷贵族礼仪举止是否符合规矩,亦由王俭来判定,这会令世祖之外的萧氏人物深感不适。齐高祖崩于建元四年,是年萧长懋二十五岁,被立为太子,他立即培养文武亲信,掌握更多的权力。因此,当时王俭作为一大实权人物,太子势力必然会与之产生冲突。《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说:“五年冬,太子临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于坐问少傅王俭曰:‘《曲礼》云“无不敬”。寻下之奉上,可以尽礼,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总同敬名,将不为昧?’……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十一人,并以笔对。”此番关于经学的讨论,其实隐含着文惠太子要为君臣关系正名的企图,对于身为太傅的王俭,文惠太子暗讽其僭越本分,两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 竟陵王萧子良是文惠太子的同胞兄弟,他虽然比萧长懋行事更有所顾虑,然而对峙王俭势力,萧子良无疑是文惠太子最有力的支持者。竟陵王开西邸,是何种缘故、吸引哪一阶层的士人辐辏于萧子良身边,这就尤其值得深思。南齐永明年间,寒士往往归趋竟陵王,这是因王俭严拒寒士的用人制度使然。譬如贾渊、陆杲、高爽及钟嵘等虽蒙其赏识,也仅仅担任主簿、孝廉及秀才之类职务,离清显之位甚远,对这些才华出众的寒士以及失势的高门子弟,王俭仅仅以文士待之,在寒士谋求晋身的仕途上,王俭堪称一大障碍。寒士受阻于王俭,自然会另谋出路,于是竟陵王西邸令此辈人物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