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6-0169-06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有“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统治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以笔者的见解，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现具论如下。 一、《诗经》学史上对《诗经》中“六诗”的误释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上有这样一段著名记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而“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① 这是古典文献中最早将上古诗体分为六类的记载。因为有此记载，战国以后的诗歌研究者就开始在经典诗歌选集《诗经》中进行“诗体”的研究和分类，试图找出二者的对应关系。其中，以《毛诗故训传》（以下简称《毛传》）最为引人注目。然而，自《毛传·诗序》出现后，对《诗经》中“六诗”的解读逐渐开始误入歧途。因为《诗序》不仅明确认为《周礼》中的“六诗”即在《诗经》之中，而且首次将“六诗”改为“六义”，它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在这里，虽然风、赋、比、兴、雅、颂与《周礼》中“六诗”的顺序一致，但“六诗”变成了“六义”；同时，对“风”、“雅”、“颂”作出了相当详细的解释和发挥，而对“赋”、“比”、“兴”却未作深入细致的理论阐释。这客观上开了将《诗经》中的诗歌类型与《周礼》的记载相矛盾的先河。《毛传》还在《诗经》中的160篇诗歌首章次句之下，首次标上“兴也”的字样（也有少数标示在首句或第三、四句之下者）；至于另外145首，哪些是“风也”，哪些是“赋也”，哪些是“雅也”，哪些是“比也”，哪些又是“颂也”，却一首也没有标示。从此，对《诗经》中的诗歌应如何分类，以及对《周礼》中“六诗”应作何解，在阐释上开始产生混乱。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大师郑玄撰成《毛诗传笺》、《毛诗谱》，对《毛传》中包括“六义”在内的许多《诗经》学中的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阐发，《毛传》由此大兴于世。然而，由于郑玄在“笺”、“谱”《毛传》中采取了“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②的态度，遭到了三国今文经学大师王肃的全面批驳和否定，由此，关于“六诗”、“六义”等相关问题的讨论愈加南辕北辙。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第三十六》中试图对《毛传》中只标“兴也”而未标“风也”、“赋也”、“比也”、“雅也”、“颂也”这一现象作出理论上的解释，他说：“《诗》文宏奥，包蕴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③言外之意，“赋”可以包括在“风”里，而“比”与“兴”的区别也不大，所以毛公在《诗传》中只阐述“风”、“雅”、“颂”和“兴”亦未尝不可。而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则又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④如果说，先秦时代的“六诗”先由汉儒变为“六义”，而后在“诂训”中只留下了“风”、“雅”、“颂”、“兴”四种；那么，到了六朝刘勰和钟嵘这里，“六义”蜕变成了“三义”。至此，就连对风、雅、颂、赋、比、兴的定义和概念的理解，也莫衷一是了。 隋朝出现了刘焯、刘炫两位《诗经》学大师，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隋书·儒林传》对二人评价甚高。然而，在初唐经学家眼里，二刘“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⑤。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下，以初唐“凌烟阁二十八学士”之一的孔颖达为首主持编纂的《毛诗正义》问世了。由于《毛诗正义》被列入唐太宗诏书所颁《五经正义》之一，并被列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化教材，从而成为大唐政府颁布的一部官书。因此该书在唐代影响之大，到了“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的地步。而《毛诗正义》中关于“‘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并得为‘六义’”⑥的论断，从此定为一尊。尽管南宋出现了另一位《诗经》学改革大师朱熹，对《诗经》中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创性见解，但对《诗经》中的“六诗”问题，却一本孔颖达之说而引申之。在《诗集传》中，朱熹明确提出：“‘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串底，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⑦然而，无论孔颖达也罢，朱熹也罢，对《周礼》中“六诗”如此平行而又错综排列的根本意义，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述。尽管如此，孔、朱二人把“风”、“雅”、“颂”视为《诗经》中的不同诗体分类，把“赋”、“比”、“兴”视为作诗的艺术手法的见解，却从此成为主流观点。如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就明确赞同“六义”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清代另一位《诗经》学家方玉润对《诗经》中“六诗”的解释，仍认为“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与《集传》而已”⑧；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先生也认为：“‘风’、‘雅’、‘颂’以性质言，……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是为《诗》之三纬”⑨。直到当代，这种雷同的观点一致占统治地位。 但是，一种观点长期成为主流见解，并不意味着某一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不同的见解存在。以现代为例，朱自清先生就不认同“三经三纬”说，他明确提出：“‘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言‘六诗’，正是以声为用。”⑩当代《诗经》学著名学者萧华荣先生也认为：“《春官》明言‘六诗’，同篇又有‘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的记载，则‘赋’、‘比’、‘兴’与‘风’、‘雅’、‘颂’一样皆为诗体。”(11)因此，他又一次发出了这样一个《诗经》学史上的千年疑问：“至于‘赋’、‘比’、‘兴’三诗何所指，为什么不见于今本《诗经》，甚至在其他先秦典籍中也毫无踪迹？这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笔者不敢臆断，只得存而不论。”(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