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6-0160-05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整理，为《诗经》研究提供了一批前所未有的文献，涉及了《诗经》学中许多重大的问题。其中仅“邦风”的称名，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而传世文献则称“国风”。于是，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几乎众口一词地推测认为，《诗经》“邦风”之名变为“国风”，是汉儒为避刘邦讳①，甚至还有学者提出更加具体的时代。[1]汉人为刘邦避讳，汉代典籍多有所见，但也有不少文献并未避讳，“邦”、“国”二字并用、互用、连用的文献也并不少见，况且“国风”之名在汉代以前已见称引。笔者在此不揣冒昧，略作梳理，以申己见。 一、“国风”称名的时代 “邦风”在传世文献中改称“国风”，一般学者主要是依据汉人“讳邦之字曰国”的成例而作的推测，并无详细论证，只有周建江先生《邦风·国风》一文可称专论。周先生的文章在与一般学者共同的讳邦为国的立论基础上，又进而指出：“将‘邦风’改为‘国风’的做法乃是汉代今文经学家的一家之言”，“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诗经》的‘风’诗被称为‘国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的提法就是最好的证明。”[2]《史记》说法的原委，此可不论。这里仅就涉及本文关于“邦风”改为“国风”为今文经学家一家之言，自然也就牵涉到“国风”称名是否在汉武帝的时代而进行讨论。 传为今文经学的“三家诗”早已亡佚，后世虽有不少整理、辑佚的著作，多残缺不全，未能见出原书全貌，更无“三家诗”最早称名“国风”的文献证明，况且，现存“三家诗”遗说中，不避“邦”字也常有所见（详后）。今传世文献“毛诗”保存完整，汉武帝时虽未列于学官，但河间献王已“立毛氏诗”博士。按古人所叙“毛诗”学术渊源，皆由孔子删诗，子夏传授而来[3]，与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类编排正可相互印证，虽有学者以为编排顺序相反[4]。而且，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所叙类别，顺序先后相合。季札评诗有这样的记载：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 季札既称“风”，称“国”，可知虽未见“国风”之名，则“国风”之义实已包涵其中。特别是证之安徽阜阳汉简，可知《诗经》已分国编排，则《诗》有“国风”早在武帝时代以前，更不是今文经学家的一家之言。阜诗整理者指出：“《国风》每国之诗后标明在右方某国”[5]。比如在邶诗后，有S051简载：“右方北国”，在郑诗后，有S098简载：“右方郑国”。阜诗的标注与今本“毛诗”基本相同，如《邶风》标明： “邶国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郑风》后标明：“郑国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据发掘报告，阜阳汉简出自汉汝阴侯夏侯灶之墓，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因此阜简《诗经》的抄写决不会晚于汉文帝十五年，或其时代更早，其简S097载《郑风·溱洧》有“印亓盈誒”字样[6]，不避惠帝名讳。学者经过整理研究又认为： 《阜诗》文字残剩不多，三家《诗》亦是片言只语，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比勘。但是，仅仅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已经可以认定，《阜诗》大概不会属于鲁、齐、韩三家中的任何一家。[7] 据此，则所谓“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诗经》的‘风’诗被称为‘国风’，”并认为是“今文经学家的一家之言”，无论证之传世文献或出土材料，都是值得商榷的。而且，今文经学家认为“国风”的提法原出于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叙，但刘安作《离骚传》是武帝即位初年之事，则《离骚传》中“国风”之称更在《阜诗》之后，况且，周建江先生文章也已指出“其源头则是《荀子·大略篇》”。 二、汉代避讳举例 汉人避刘邦讳，将“邦”改为“国”字，《史记》《汉书》等典籍中都有不少例证，但是，仍有许多不讳的例证。陈垣先生是研究避讳学的大家，他在《史讳举例》中就根据汉存碑文说过“汉时避讳之法亦疏”[8]，这在宋代洪适的《石经论语残碑》中也指出过： 汉人作文不避国讳，威宗讳志，顺帝讳保，石经皆临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刘熊碑》“来臻我邦”之类，未尝为高帝讳也。[9] 我们再看《谒者景君墓表》“史任之直，公□诰清，辟州从事，□邦之雄”，《冀州从事张表碑》“于来我君，亦邦之雄”，都不讳“邦”字。现在出土文献也有证明，1972年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第300号简载：“田忌问孙子曰：子言晋邦之将苟息孙”[10]，第301号简也有相似记载。整理者分析银雀山汉简说： 所出竹书的字体是属于早期隶书，估计是文景至武帝时期这段时间抄写成的。西汉时期避讳不严，这批竹简有时避“邦”字讳，有时又不避。“盈”（惠帝名）、恒（文帝名）、彻（武帝名）诸字，竹简常见。[11] 长沙马王堆又发掘出土了战国至汉初的帛书，乙本《老子》讳“邦”字，甲本则不讳，《天文气象杂占》第2、5、7、10条占文皆不避“邦”字。所以唐兰先生还是认为“当时避讳恐尚未严，如帛书《五星占》，所记迄于文帝三年，却不避文帝名的恒字讳可证”。其中《老子》“甲本书法在篆隶之间，不避汉高祖刘邦的讳，可能是高祖末年或晚至惠帝和吕后时代抄写的”。[12]正因如此，汉人引《诗》、说《诗》，也常有不避。陆贾《新语·术事》载：“《诗》云：式讹尔心，以蓄万邦”，《淮南子·缪称训》引《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汉书·刑法志》引《诗》“仪刑文王，万邦作孚”。陈垣先生也在《史讳举例》中引证过大量例子，但未肯定“此非避讳未尽，即后人以意改易者也”[13]。而清代学者周寿昌认为这类现象是后人回改所致。《汉书·刑法志》曾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