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的思想来指导思想政治工作 马克思认为，人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怎么样，人也就怎么样。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社会是相互规定的，真正的人是最终完成了社会化的人，真正的社会是充满人性的社会，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和谐社会。 其实，无论在马克思之前还是之后，都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很强调人的社会性。例如，法国十八世纪思想家爱尔维修就指出：人是环境的产物。德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更强调人的社会性，他曾说：应当“把人的实体仅仅置放在社会性之中”。在他看来，孤立的人是不具有人的本质的，人的本质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他甚至明确地说：“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 在马克思之后，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曼海姆也十分强调人的思想的社会性。他认为，思想或知识表面上是从思想家个人头脑中产生的，而实际上，它们终究是由思想家所处的各种社会环境、社会状况决定的。因此知识社会学必须致力于探讨“思想的社会决定”或“知识的社会决定”。曼海姆把这叫做“社会境况决定论”。在强调知识的非自主性、非个人性或社会性的问题上，曼海姆承认从马克思那里吸收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两人确有诸多共同点。不少西方学者将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相提并论，并称为“马克思—曼海姆观点”： 当然，在人的社会性问题上，马克思同西方思想家是有区别的。马克思理解的社会性是来源于实践的社会性，而西方思想家理解的社会性是脱离实践的社会性，把社会环境当成人和知识的终极决定因素。而在马克思看来，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实践，因为环境毕竟是要靠人来改变的。人在实践中改变了环境，也改变了自己。因此上述西方思想家的理论是社会环境决定论，马克思的理论则是实践决定论或生活决定论。 但是，马克思的生活决定论并不排斥社会环境决定论。马克思承认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不同的社会环境塑造不同的人，社会环境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塑造着人们的思想。生活决定论同社会环境决定论并不是对立的。从广义上说，生活也是一种环境。个人生活、集体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由此可见，多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一直不明显。主要不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尽力，而是因为社会大环境使然。思想水平的提高决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 既然人的思想是受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优化和改变社会环境来提高人们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思想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它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此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能仅仅局限在思想领域做工作，而应当首先把目光转向实践领域，转向社会环境。但是目前我们讲的环境污染，指的是自然环境的污染，没有包括社会环境的污染；我们讲的环境治理，指的是自然环境的治理，没有包括社会环境的治理；我们讲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社会在经济学和生态学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包括人在伦理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环境也在不断地遭受污染，面临清污治污的艰巨任务，有一个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问题。由于社会环境的治理比自然环境的治理更加复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净化社会环境的任务，在难度上不亚于治理自然环境。 优化社会环境是全社会的任务，一个国家和政府应当致力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优化；一个企业或一所学校，虽然无力改变整个社会大环境，但可以通过优化小环境，也就是可以通过建设企业文化或校园文化来提高人们的思想。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虽然谈不上改变社会大环境，甚至谈不上改变小环境，但他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施加影响，为优化小环境做出贡献。其实小环境和大环境也是相互促进的，优化小环境的同时也是在为优化大环境做贡献。如果大家心中都有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社会环境意识，都能做到不利于社会环境的话不说，不利于社会环境的事不做，那么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重视价值观教育的特殊性是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 从某种意义上，可把教育分为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知识教育的特征有三：第一，它有明确的主客体界限，把人分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第二，它采取了知识传授这种教育方式，又把灌输当作知识传授的基本方式；第三，它将考试作为衡量教育效果的唯一标准。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价值观教育则不同于知识教育，它有自身的特殊性：它触及的不是对象的认知结构，而是评价结构；它追求的不是知识的扩张，而是态度和信念的转换；因此，它的评价标准不是“学”了多少，而是“信”了什么。如果说在学习知识中，主体向客体的知识传授不失为一种基本方式的话，那么在态度和信念转换中，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了。因为人的态度具有稳定性，态度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而“信”是不能强迫的，信念、信仰的确立有一个内在发生的过程，不能仅靠外部强行输入。因此，抹杀价值观教育的特殊性，把知识教育的方式照搬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来，这是思想政治工作难以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