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968(2007)05-0011-04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1]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和谐文化建设，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我国古代先贤们对和谐文化早有论述，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我国和谐文化建设，对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和谐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与客观需要 文化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其组成要素是多元的。我国社会当前的客观现实需要实现文化和谐并存，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舆论支持和思想基础。 1.多元文化在我国社会的长期存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社会的发展，虽然不同形态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越来越广泛和深刻，但这绝不意味着全球文化的一元化。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所说：“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2] 多元文化的存在首先源于人类生活实践的本土性，即不同地域的人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组织、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其次源于不同的族群特征，即不同的社群、民族、阶级，都有自身特殊的文化，民族、阶级的多样化造就了文化多元化；再次源于文化的历史性，即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特色并不断丰富。这样，“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中，往往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映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反映已被消灭和正在消灭的旧经济政治制度的残余形式的意识形态；为新社会的诞生作舆论宣传，反映现存社会里孕育成长着的新社会因素的新意识形态”[3]。 文化多样性是人们交流思想，革新观念，创作和繁荣文化产品的基本方式。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说，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态平衡那样不可缺少。每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保持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而不被其他民族同化，就是因为有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 在我国，多元文化的长期存在是必然的。我国现阶段的多元文化主要表现在：除了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并为之服务的社会主义主导文化外，还存在我国传承的古代文化、宗教文化以及不断兴起且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如休闲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等)，也存在不断传入我国的西方文化。因此，多元文化对社会和每个人影响的长期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 2.多元文化共处的冲突与和谐状态 “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它能够与其他文化相区别时才能被辨识，也才能有现实的存在。”[5] 在多元文化社会里，不同个性文化并存共处，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和谐共生的一面。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这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文化的冲突即文明的冲突。文明表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文化发展所达到的不同程度和水平，体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发展特点和方式。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信仰和意义体系，所以文化冲突的实质是价值冲突。 文化冲突一般表现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冲突，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冲突，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冲突，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等。当代社会，物质文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相对稳定的精神文化却并没有实现相应的发展，于是，反映落后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显得不和谐，“社会的一些领域或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6]。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期，一些封建文化沉渣泛起，宗教文化扩展迅速，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休闲、消费、娱乐等大众文化方兴未艾。作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文化，面对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迅速发展的格局，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文化一元主导与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回应文化“西化论”的挑战，避免文化的冲突与损耗，形成文化的和谐与繁荣，这是我国文化建设，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出版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程序的重建》，把世界文明划分为七大文明体系，认为“在这个新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7]。尽管亨廷顿承认世界的多元文化格局，也主张进行“文明的对话”[8]，但他从总体上论证了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只看到了文化冲突的一面。这种论证很显然是为美国的文化输出与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做辩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