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07)03-0050-06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形态都是由一系列范畴构成的，它是人们对该学科领域问题研究进入理性阶段的重要标志，反映着该学科发展与成熟的程度。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的研究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的统一认识，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有以下八对：思想与行为、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疏通与引导、言教与身教、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教育与管理、内化与外化、个人与社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系统，是反映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整体的、整体与其要素、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运动的思维形式系统。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及其系统，必须遵循以下的方法论原则。 一、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 任何一门成熟的科学理论都表现为具有系统的逻辑范畴体系。这种逻辑范畴体系和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为科学理论系统化提供了客观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 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指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历史，即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演变过程，以及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思维发展的历史过程。逻辑，就是指人的理性思维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概括和反映，是历史的东西在人的思维中的再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是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之一。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系统的构建，正是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总是丰富多彩的，是在无数的偶然、曲折和跳跃中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必然性。而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是以“浓缩”的形式，在“纯粹”的形态上，撇开了一切偶然的因素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系统逻辑起点的思想与行为，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起点，因为思想与行为是人类认识思想教育的初始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上出现最早、认识最为深刻的一对范畴，它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 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是建构科学理论结构体系的根本原则，同样也是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就是说，逻辑上最初的东西应当表明它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科学理论在历史上的起源应当“凝结”为作为理论内容叙述起点的逻辑范畴，“逻辑开始之处实即真正的哲学史开始之处。”[1] (P191)首先，理论的逻辑行程和客观对象的发展历史过程是一致的。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 (P43)这段话不仅说明历史的起点应当是思想的起点、逻辑的起点，而且也说明理论体系的逻辑行程必须与客观对象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相一致。思想与行为是人类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是人类思维中最早出现的认识对象。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形成了人们朴素的集体主义思想意识。人们在劳动中相互关心、服从习惯、遵守礼法。一些长者(实质上就是思想教育者)通过言传身教进行风俗习惯和传统信仰教育，培养少年氏族成员。这种思想教育与行为活动一般是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之中进行的，一方面把生产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同时也传授社会风尚、礼仪、宗教、道德规范等。这说明，思想与行为是人类认识思想教育的初始对象。 其次，思维的逻辑行程和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恩格斯说：“在思维的历史中，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偶体)的发展和它们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像某一个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同它在胚胎学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3] (P331)这就是说，如同高级动物个体胚胎发育的过程是动物进化史的缩影一样，个人头脑中辩证思维的过程，也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整个历史相一致。整个人类的认识史经历着由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再由抽象规定到理性具体的辩证发展过程，个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如此，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如此，作为一门科学，其思维的逻辑行程更需要如此。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出现最早、认识最为深刻的范畴，这集中体现在我国古代思想家对知行统一的深刻论述上。荀子在道德修养上不仅重视学习(“知”)，而且还强调道德行为实践(“行”)的重要性。他说：“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4] 他认为“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阶段，如果学习了而不去实行，虽有厚实的道德知识，也是行不通的。同时，也只有把道德思想认识付诸行为实践，才能使道德思想观念更加明白清楚。王阳明也主张“知行合一”，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5]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就其反对将知行割裂为二，反对因朱熹“知先行后”说的影响而造成“学者不能着实体履，而又牵制缠绕于言语之间”的学风而言，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对于我们今天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克服人们的知行脱节，表里不一，使其思想和行为达到统一，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 辩证思维的发展，总是经历着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也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因此，坚持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也就必须贯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这是构筑任何理论体系的必循准则。 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通过分别确定思维对象的各方面、各部分、各层次和各种关系的基本规定性，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把这些方面、部分、层次和关系有机地综合为思维整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之一。 研究和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必须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因为，一方面，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的运行过程，就是从逻辑起点(思想与行为)、逻辑基项(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经过逻辑中项(疏导与引导、言教与身教、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教育与管理)、成果范畴(内化与外化)到逻辑终点(个人与社会)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展开过程。这个逻辑的展开过程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基本上相一致的。以思想与行为这对基本范畴为逻辑起点，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为根据和内容，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和现实感，具有严密的内在联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系统，就可以逐步建立起来。这说明，从逻辑起点到基本范畴系统，是一个各对基本范畴之间不断转化、前进、上升的过程，是起点范畴不断获得自身规定而逐步丰富的过程，是起点范畴潜在的内容不断显露和表现的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和本质特征的明确和展现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内在规律和总体轮廓的揭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动地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