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7）02—0038—05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想、价值、信仰、性格与心理品质的总和。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自觉的产物，但民族精神一旦形成，就会有意无意地通过各种教育途径传递下去，从而成为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与精神动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精神受到全新的挑战，存在着被消解的危险，同时民族精神教育在“全球化—民族国家”的角力中又可能出现两种偏差，即民族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这是当前民族精神教育需要慎重对待的。 一、全球化对民族精神的挑战与消解 “民族精神”说法的产生，本身是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在“世界历史”展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典型的近代“民族精神”是不可能产生的。“民族精神”作为一种言说，最早成为学术文化界的关键词是在18世纪的德国。对比曾经远远超过德国的英法，德国学者往往同时具备复杂的自卑和自傲心理，德国人不得不承认英法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转而论证德国文化是先进的至少是独特的。莫泽尔于《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中最早提出“民族精神”一词，谢林、赫德尔、费希特与歌德等都是此说的拥护者。德国学者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直接启发了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此后，针对西方的扩张，非西方国家在民族觉醒的历史过程中，均注意发掘自身的传统精神资源。国外学术界对“民族精神”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汉斯·柯恩的《德国之心：一个民族的教育》、神岛二郎《现代日本的精神构造》等。与“民族精神”研究相关的“民族主义”研究、“民族性”研究、“种族”研究、“××主义（如亚洲主义、亚细亚主义、斯拉夫主义、土耳其主义等）”研究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与国外学术界略有不同，国内学术界一般在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教育的谱系上讨论“民族精神”问题，这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和充实。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对“民族精神”构成了挑战，特别是在近年来，这种挑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第一，经济全球化在加速全球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社会的全球推进。消费时代是以物质消费为价值轴心的时代，它所倡导的物质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会逐渐消解民族精神及一切价值，侵蚀社会发展所需的精神动力。 第二，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会伴随经济全球化潮流而横决天下，从而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危机和民族认同障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不发达的民族国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伤害，例如加剧其政治混乱以及政治合法化危机，并进而导致民族凝聚和民族认同危机。 第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交流有可能消解民族身份，削弱对国家的认同。经济全球化将推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进而削弱乃至泯灭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特色和本质特征。那些主宰全球经济命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上也竭力把自己的文化产品以及蕴涵丰富文化信息的物质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向全球推广，其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乃至思维模式也随之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如果一个国家缺乏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民族主体精神的话，就可能在面对西方国家精神文化冲击的同时，丧失其文化的自主性。 在以上挑战下，民族精神确有消解的危险：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与民族信仰出现虚无主义倾向，民族的原子——个人，发生主体身份文化与身份标识危机，然后出现民族认同的危机，最终使民族凝聚出现严重问题。 二、全球化语境下加强民族精神教育的必要性 在以往对民族精神的认识中，我们可能过多地强调民族精神“根植于历史，是客观形成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民族精神主观的一面，即忽略它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想象的产物”是需要主动构建的。 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民族为“想象的共同体”、“文化的人造物”。[1] 法国历史学家勒南认为，“一个民族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2] 也就是说，有了精神原则，才有所谓的民族。美国民族学家科本则明确指出，“没有任何一位民族学理论家能够从客观的角度提供民族的定义”，民族只是这么一回事：只要大家认为自己构成一个民族，那他们就是一个民族，这些定义和我们熟悉的从客观方面对民族下的定义（如斯大林著名的民族定义）是有差距的。但是，强调民族精神有主观的、“虚构的”一面，其实不是要直接否认民族精神的客观性。“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人造物”并非就是虚假意识的产物，它仍然是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事实”。[3] 民族和民族精神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或虚构”，而是认识和理解。[4] 因而，当我们意识到，“民族精神”是民族的因而非民族的果的时候，反而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主动构建“民族精神”的可能和必要。 既然民族精神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想象的构造物，那么它和一切信仰、价值一样，将面对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社会世俗化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