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新概念、新观点、新论断。其中最为突出的亮点之一是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实现途径和建设方针也作了系统的阐述。这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理论上的又一重大创新，立意非常高远，意义极其重大。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最根本的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最根本的，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之真正深入头脑、扎根人心，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认真理解胡锦涛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一论断实际上包含着紧密相联的两层意思：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最根本的”。另一层是前述论断的必然延伸和拓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就第一层意思而言，这里所说的“根本”，既从地位上说明：在建设和谐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的旗帜，是第一要义，是最主要的；又从实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主心骨。归结起来是一句总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任何时候也动摇不得的。认清这一点至关重要。 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最根本的”呢？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去加深认识。 一是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贯穿这一体系的旗帜和灵魂。《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一概括，内涵十分丰富。首先，它突出地强调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这一价值体系的旗帜、灵魂、第一要义。其次，它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认定它是这一价值体系的主题，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精神上团结一致，凝聚智慧和力量，克服困难，创造未来的强大精神纽带和动力。再次，它既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包括团结一致、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注重民族性、历史性、继承性：又吸收当今世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注重全球性、时代性、先进性。认定把握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这一价值体系的精髓。复次，它为我们的社会生活确定价值取向，并为道德判断提出基本准则：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认定它是这一价值体系的基础，而在这一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中起指导作用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正确认识思想意识形态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不被假象所迷惑；也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才能像《决定》指出的那样，“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二是要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深刻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要性。《决定》明确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建设这样的和谐社会，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失去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理论基础，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那将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当然也就没有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言。 三是要从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着“两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中，深刻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可以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作分析。 从国际上看，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西化分化的图谋始终没有停止，意识形态领域的碰撞、冲突、对抗始终存在。冷战结束后，过去那种正面对峙的刀光剑影虽不明显，但缓和对话的背后却不乏东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及非马克思主义的较量。西方社会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推销产品、输出文化的同时，时刻都在兜售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观，试图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达到利用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影响，演变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他们意图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四代、第五代身上。 从国内看，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面临着“四个深刻的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在信息化快速发展，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多样，经济、文化日趋多元的条件下，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多元态势。国门打开后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文化，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带来一些消极的思想观念和错误思潮。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和显著进步，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给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带来新的考验。如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增强其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主流的声音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制约，主流文化也会受到错误思想、思潮的冲击，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就会泛滥成灾，甚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任意修改、随意解说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会在社会上蔓延。 四是要从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性。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科学理论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这一错误始于共产国际，盛行于斯大林时期，泛滥于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新的领导人，不是认真纠正这些失误，而是从苏共20大开始，大反斯大林，全面丑化苏共党的历史，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特别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公开主张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没有限度的公开化、没有阶级性的公开化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舆论多元化，使得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一下子就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开了缺口，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政局严重动荡，党的组织分裂，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最终发生剧变，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当（先是教条化、后是取消）而造成的失败。这个教训深刻地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发挥指导作用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党立国、治党治国之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和灵魂，是哲学社会科学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和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其指导地位是千万动摇不得的。动摇了，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