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克”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文化生活思潮，近年在世界各地似乎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消息显示，30％上过大学的德国妇女不打算生养子女，英国没有子女的妇女数量在20年内翻了一番，日本30岁的妇女当中56％的人没有孩子，德国与俄罗斯正在激烈争论是否要对无子女夫妇采取惩罚措施，斯洛伐克正在研究是否要对25～50岁无子女者征收“无后代税”。至于我国，有关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丁克家庭”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突破60万。 与此同时，来自天津市医疗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却耐人琢磨：据报道，近半年来该市妇产科医院、各大医院产科接待的35岁以上产妇占总产妇数量的48％，其中不少是来自曾经宣称“丁克”一族的家庭。另一个引人关注的例子是：“丁克”运动的起源地美国，在“9·11”之后，掀起了“回归家庭传统”的运动。因为坍塌的世贸大楼里裸露着数以百计的遗骸无人认领，这些无家可归的孤魂深深地刺痛了“只对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感兴趣”的美国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血脉亲情的重要，“9·11”后的美国迎来了结婚和生育的高峰，就连“丁克家庭”比例最高的硅谷，许多女强人也放弃了坚持很久的“丁克”观念，开始打起了生小孩的主意。 鲁迅在《伤逝》里说过一句话：“爱要有所附丽，才能长久。”现代科学研究早已证明，爱情是有生命周期的，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为爱情而结合，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在一份没有血缘亲情作为补充后备力量的婚姻里，靠什么来战胜爱情的生死疲劳？难道靠责任感吗？一旦动用所谓的责任感来“套牢”婚姻，这婚姻岂不也就成了“围城”？人是要靠理念生存的，而不是靠概念生活。 一个婴孩的诞生，对于家庭的意义，应是二人世界向三口之家的美好升级，是爱与人生的瓜熟蒂落，综合了夫妻双方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而不应该成为向平静的水面突然扔出的那枚石头。正如“丁克”们担忧的那样，社会竞争压力、大气环境污染、高昂经济负担、个体心理情感体验，等等，在今日之世界，早已成为一种公共的忧虑，一种集体症候。在一个如奥登所说的“焦虑的时代”里，我们如何安置我们的身心与情感，的确是一个问题。自顾不暇，又何以兼及孩子呢？所以，对于那些要想孩子而不能，或真的放弃生养孩子的“骨灰级丁克”来说，养一条四足兽的确不失为一种“精神代偿”，尽管此举在本人看来非常之妖。 今日中国社会已然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上的这一形态，注定了未来社会青年生存压力前所未有之大。有人算过，将来一对青年夫妻最有可能同时要抚养8个老人甚至更多！养儿其实已经不能防老，中国养老模式必然面临由传统的家族“反哺式”向社会养老的“接力式”的巨大转型。这一信息迅速为敏感度极高的“丁克”所捕获，所以其自觉自愿“断子绝孙”，而将终极人生寄望于未来的一座座养老院。问题是，当他们曾经华美饱满的身躯像一枚橙子随着岁月的磨砺而渐渐干瘪枯败，养老院或许能收养和寄托其老朽的身体，但他们于风烛残年的精神寄托又将依附于何处呢？ 毋庸讳言，家庭结构的变迁往往折射出时代的变迁。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促使中国家庭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丁克家庭”作为中国社会主流家庭文化的对立形态，其出现势必带给人们对于既有生命形式的诸种拷问，而“不育文化”的无限扩展也势必会引发人们对于未来人类正常繁衍生息的某种担忧。 这些太过严肃的问题，也许暂时没有答案。但两个事实值得人们参考：其一，据统计，在中国每年的离婚人群中，因一方拒绝生育而导致家庭破裂的比例在急剧上升，已经成为继第三者插足之后的又一大离婚主因；其二，据统计，城市已婚女性中有四成以上不愿意生育子女，并伴有轻重不同的“恐生症”，对此，来自医学权威的意见认为，女性一生中如果有一次完整的孕育过程，就能增加10年的免疫力，这种免疫力主要针对妇科肿瘤，临床发现，未生育女性易患激素依赖性疾病如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甚至卵巢癌。 身为一名男孩的父亲，本人坚信，一个成熟而且健康的男人，很少有不愿意要自己的孩子的。而对于女性来说，你首先应该爱自己，并且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男人，如果你爱他，就给他生个Baby。 爱是自私的，爱同时也是无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