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亲子冲突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甚至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原因。研究显示,在学业和生活上与父母冲突的青少年多于无冲突的。以往的研究多从静态描述入手考察亲子冲突的领域、频率、结构特征,忽视对冲突过程的分析。本研究假设青少年对亲子冲突的原因知觉与解决冲突策略的选择相关,而解决策略又与冲突的影响相关,从原因源、稳定性、可控性以及对亲子冲突中应负的责任等方面入手,考察青少年解决亲子冲突的状况。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溯式问卷调查法,被试来自某大学3个系大一学生,平均年龄18岁。由回忆中学时代一次最激烈亲子冲突事件的过程入手,考察冲突中归因认知、责任推断与解决策略选择的关系。正式施测问卷包括四部分:原因知觉,情感反应,冲突策略,冲突影响。原因源维度设置“我的行为、穿戴、交往等引起父母反感”、“父母的行为等引起我的反感”、“学业成绩不理想”、“其他生活事件”四个维度。“稳定性”、“可控性”、“我的责任”、“父母的责任”推断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记分,如“冲突中当时您认为自己应负多大责任”,“无责任”记零分,“负担全部责任”记4分,分数越高,稳定性、可控性、所负担责任越大。策略问卷(克隆巴赫系数0.79,再测信度0.72)采自何文广(2005)编制问卷,根据需要稍加修改。发放问卷210份,回收有效问卷201份,数据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讨论 (一)青少年对冲突的归因与所用策略之间的关系
从表1中可以看出,生活安排引起亲子冲突的频率最高, 与以往的发现“西方青少年与父母冲突的核心领域是做家务,而我国是学业”不一致。本次被试来自大学生群体,学习成绩相对较好,因此因学业不好、问题行为引起冲突的机会相对较低,但这并不代表整体青少年的亲子冲突情况。本研究中青少年使用最多的策略是“主动解决”和“屈服让步”。以往研究如方晓义等认为“中国文化强调子女服从,忍让,西方文化强调民主,积极解决问题”,而本研究结论证明中国青少年兼具有主动性与忍让美德,原因可能是被试群体素质相对较高。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因“学习成绩不利”、“其他生活事件”而引起的冲突,青少年较多采用“屈服让步”、“主动解决”策略,较少使用“他人调节”,策略之间有显著性差异(F=4.888***、41.849***)。 而针对“我引起父母反感”和“父母引起我反感”冲突所采用的解决策略之间无显著差异,反映了青少年多样化的处理策略。 另外,青少年对亲子冲突原因的稳定性知觉与“反抗攻击”的解决策略呈现显著性相关(见表2)。即如果青少年将冲突原因知觉为长期存在、不易改变的, 他们更愿意采取反抗。可见长期积累的亲子关系质量是影响青少年采取何种应对冲突策略的基础。
青少年对亲子冲突的可控性知觉与“主动解决问题”的策略显著相关。责任推断与策略选择也密切相关,即青少年愈认为冲突责任在己,愈愿意采取“屈服让步”和“主动解决”的策略。 (二)冲突解决策略与冲突带来的影响之间的关系 以策略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消极影响”为因变量,以冲突策略为预测变量逐步回归,结果显示“主动解决”产生最多积极影响,“反抗攻击”产生最多消极影响。(见表3) 进一步的原因分析表明,“主动解决问题”和“回避冲突”的策略对青少年有积极影响,而“反抗攻击”和“他人调节”的策略则产生消极影响。(见表4、表
(因变量:消极影响;预测变量:冲突策略) “主动解决问题”的策略对亲子冲突的后继影响贡献最大,因此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导致产生“主动解决问题”的策略很有意义。 从表6可以看出,在原因知觉中,“可控性”对“主动解决”的作用最大。这不仅说明青少年有要求控制事态进展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愿望,渴望与父母平等对话,不愿受制于人,而且反映了家庭功能、内部沟通状况对建设性冲突解决的作用。因为青少年的控制感不仅来源于充足的心理支持源,也与家庭共同战胜挫折的经历体验有关,这些“效能感”使他们认为努力能促成事态向好处发展,因此愿意采取主动。 四、结论 (一)青少年对亲子冲突原因的稳定性知觉与“反抗攻击”的解决策略显著相关,青少年对亲子冲突的可控性知觉与“主动解决问题”的策略有显著性相关。 (二)“主动解决问题”的策略对青少年未来影响的贡献最大;而在原因知觉中,“可控性”对“主动解决”的作用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