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和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在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也对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使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交往日益频繁和便捷，不同民族文化日益为世界各国所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受到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冲击。作为全球化浪潮的弄潮儿，青年一代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是最为敏感的，他们易于接受新的价值观，同时也难免盲目和不加选择地接受，这些对于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诸多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传统儒家精髓的孝文化在我国当代青年观念中产生了相对于传统孝道而言的巨大转变。 一、全球化背景下当代青年“孝”之观念的现代性转变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交流和交往也日益深入和广泛，西方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以及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对我国青年孝道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青年正确认识到我国传统孝道人民性和封建性的双重属性，并吸收西方先进价值观念，摒弃传统孝道中的局限性，形成了传统孝道的积极的现代性转变；同时也有些青年盲目吸收西方的价值观念而对我国传统孝道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 我国青年孝道观念的积极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观念上由对父母的绝对服从转变为独立自主。传统孝道提倡“父慈子孝”。父辈对子辈的慈爱和责任与子辈对父辈的孝敬和责任是并行不悖的。但经过曾子、《孝经》的发展，孝行中子辈的义务逐步上升，比如《孝经》提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直到汉代以孝治天下之后，父子关系被纳入“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的总纲目之中，使本来基于人类自然血亲基础上父慈子孝的孝道服务于尊卑有等的“三纲五常”，从而使子孝的义务片面化、绝对化。如此也就进一步要求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无条件的“无违”，“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从财产、行为、婚姻甚至到人身都受父母的绝对支配，子女们所奉行的是绝对服从的奴隶主义。而在当代社会，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民主平等、独立自由、个人价值本位等价值观念的渗透，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的改变，我国青年在行为、观念上日益独立自主，已经抛弃了传统孝道中封建性、专制性、愚昧性的一面。他们要求父辈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建立独立平等的亲子关系。他们自主决定人生理想、勾画自己的人生蓝图、自由恋爱、随自己兴趣择业，并选择适合自身的方式承担责任。 2.孝行方式由注重厚葬转变为注重赡养。儒家提倡“厚葬久丧”的孝义，其主要目的在于借此表达孝子对先祖的哀思和追悼，然而这种孝行却是建立在人力财力物力极度浪费的基础之上的。在传统社会，有许多人在居丧守墓期间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身体；也有借大事父母丧葬而达到功利目的。我国当代青年则抛弃了这种“厚葬久丧”的行孝方式，代之以“厚养薄葬”，简化丧办，更加注重对在世的赡养和慰藉。如更加关注父母的生活水平、身体状况、营养健康以及“常回家看看”的精神慰藉；对于丧办则比较简朴节约，取消了“三年之丧”，也省去了耗资巨大、纷繁复杂的祭祀仪式。这样既节约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又顺应时代要求。 3.行孝标准由感性变为理性。如上所述，封建社会孝道所提倡的是“父为子纲”的绝对服从主义，因而在评价子女是否孝顺时所依据的是一种愚孝标准，即是否绝对服从父母的旨意，是否为父母做出巨大的牺牲以及是否延续后代等。如“郭巨埋儿”这种违反常理和人性的行为竟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并被编入“二十四孝”中广为提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的观念在历史上造成了无数家庭悲剧。我国当代青年的孝行则更为理性，他们反对一味的盲目顺从，采取人道的、合乎理性和道德情感的方式对待老人，也树立了男女平等以及符合国家政策的理性的生育观。 4.由强调孝的政治意味复归为重视孝的道德意义。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其基本特征就是伦理与政治同一，这种同一是由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因此，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将协调家庭父子关系的“孝”上升为处理君臣关系的道德规范，这便是“移孝作忠”；同时也将协调兄弟关系的“悌”扩充为调整上下关系的“顺”。这样，由“父父子子”引申出“君君臣臣”，由亲属长幼延伸出尊卑贵贱，从而建立起整个社会的伦常与政治秩序。此外，统治阶级还大力提倡孝道，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法律措施和手段保障和刺激孝行的实施。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传统社会中青年的孝行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高压，甚至是作为获取社会地位和政治职权的一种捷径。我国当代青年在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观念的影响下，其孝道观念和行为主要是出于对于父母的一种情感上的回报和负责，已经摆脱了政治意味而复归为一种伦理道德责任。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当代青年的孝道观念也就摒弃了传统社会中虚伪、功利的一面，情感上更加真实可靠，行为上更加体贴合理。 此外，随着男女平等观念和女权主义的渗透，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大提高，同时也具备了相当的经济能力，因而，我国青年中单纯“养儿防老”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妇女对父母的责任意识也逐步增强，老人的生存状况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这对于以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以及逐步进入老龄社会的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