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509-(2007)02-016-05 威廉·富特·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曾在《街角社会》一书中描绘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波士顿意大利人贫民区街头不法青少年团伙的生存状态。[1]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三农问题”的深化，乡村街头少年现象进一步突出。现在，不管是在大小城镇，还是偏远的乡村街头，都会发现一群群沉迷于电子游戏、追求吃喝玩乐、乐衷于打架斗殴、鸡鸣狗盗、无所事事的“问题少年”。他们不仅使家庭头疼不已，地方社区也深受其害。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讨论乡村街头“问题少年”现象。 一、从社会解组、社会控制到社会资本 长期以来，青少年越轨研究多运用西方结构功能学派中的社会解组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与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社会解组论学派深受迪尔凯姆“失范”概念的影响，它把现代社会越轨行为的增加归结为宏观的原因，即快速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快速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减弱了欧美国家的社会控制从而导致越轨行为的增加。社会解组理论强调，完整的社会结构，良好的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和谐而交融的人际关系有利于人们遵纪守法，反之，动乱的社会环境和充满矛盾的人际关系会使人行为失范或犯罪。越轨社会学中的控制理论则发展形成于二十世纪中叶。控制理论认为，犯罪的发生是犯罪行为的冲动与阻止它的社会控制或身体控制之间不平衡的结果。其基本假设是：所有人都有违反法律的强烈动机，因此背离规范是十分正常的。但为什么人们不越轨呢？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人和主流的社会制度有着紧密的纽带和联结，这种纽带和联结防止了他们做出越轨和犯罪行为。因此，并不是由于人们和越轨亚文化的纽带才吸引他们越轨的，而是由于人们缺乏和主流社会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制度(如家庭、社区、宗教组织和职业组织等)的纽带，才使得他们走向越轨的。[2] 最著名的控制理论家之一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讲是自私的生物，通过权衡潜在的利益和可能的风险而精心做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的决定。在《少年犯罪原因探析》(Cause of Delinquency)一书中，赫希声称，有四种纽带把人们同社会和守法行为联系起来：依附(Attachment)、责任(Commitment)、投入(Involvement)和信念(Belief)。当上述四种纽带足够强大时，这些因素让人无法自由自在地违犯规则，从而有助于维持社会控制和遵从。然而，如果这些社会纽带不够强大，不良行为和越轨就会发生。[3] 如果说社会解组理论是从宏观社会变迁的角度寻找青少年越轨的原因，社会控制理论则把注意力投向微观的个体，并且希望把青少年越轨的微观个体原因与宏观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在上述两种理论指导下，有研究从个体原因、家庭原因、学校原因、社会原因等方面归纳诱致青少年越轨的因素，并相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上述连接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变迁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为缺乏有效的中间变量，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结构的连接注定是脆弱的。本文将探讨社区社会资本在沟通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位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资本[4] 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社会科学概念，西方学者开始运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研究越轨与犯罪问题。其中约翰·哈甘(John Hagan,1995)等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德国青年中的右翼极端主义和校园犯罪现象。他们研究的结论是，前东德地区虽然在东西德合并后经历着快速的社会变迁，但学校和家庭依然拥有非正式社会控制的资源，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能够限制青少年的右翼极端主义转向和青少年问题的出现。[5] 哈尔波恩(D.Halpern,2001)分析了“芝加哥社区人文发展项目”的调查数据，试图发现同一地区不同社区之间犯罪率存在差别的关键原因。研究发现，从社会资本对犯罪的影响分析结果来看，社会资本与犯罪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哈尔波恩认为是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成员相互的信任、利他行为和尊重，形成了一种社区的集体防范能力，从而使得整个社区能够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发生，譬如避免青少年拉帮结派及吸毒等行为。[6] 科莱默(Ronald C.Kramer,2000)分析了近些年来美国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件，他认为不断扩张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如贫穷、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等是造成校园暴力事件的主要原因。社会结构性压力削弱了家庭和社区提供社会支持与非正式控制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是阻止青少年暴力事件所必需的。[7] 沙歌特(Susan Saegert,2002)等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纽约低收入家庭犯罪之间的关系。[8] 上述西方学者都论证了社会资本对预防和降低青少年越轨的意义。与国外研究情况相比，国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少年越轨的文章还不多见。 本文所使用的是普特南(R.D.Putnam,1993)意义上(即比较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概念。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一种促进生产的社会关系结构(Social capital is a productive structur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内容包括网络(Network)、信任(Trust)和平等互惠的规范(Norms of reciprocity)。[9] 普特南认为一种平等交换的规范有助于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而要发展这样一种规范，必须透过社区成员间不断的交往。社区成员之间的不断交往可以克服囚徒困境“一次性博弈”中的机会主义问题。社区成员通过自组织的网络不断地联系沟通，进而建立平等交换的规范、互信，以致有利于缔造公共物品。[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