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迄今为止主要是在“国内适应度”上做文章。17年的改革，成效是巨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生产关系调整到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程度。时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在深化，面对全球经济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的新特点，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尽快地使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国际适应度”，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有条件先行一步的则是五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开发区。同全国相比，经济特区无论在改革的力度、广度、深度和强度，还是在体制创新和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上，都已有效、快速地达到了“国内适应度”的要求，现在适时地向“国际适应度”转化，是历史发展之必然、特区地位作用之使然。海南是五个经济特区中唯一的区域型经济特区，时下的问题是如何在巩固、完善、提高“国内适应度”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抓住时机向“国际适应度”的经济体制创新转化，增强“体制力”，塑造大特区对外开放的新形象。 一、把握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层次性 经济体制向“国际适应度”转化的主要内容首先集中在投资体制、贸易体制向着自由化方向发展。我们这里讲的“自由”，系指彼此规范、相互尊重、相互开放、广泛合作、协调一致、互利互惠、不搞排他的氛围。 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到欧共体，从亚太经合组织到各种次区域经济协作，贸易、投资自由化均立足在“开放的地区主义”基础上，尔后再逐步与国际贸易机构、国际协议、范例、标准和国际市场体制接轨。 “开放的地区主义”主要是突出区域经济合作，注重贸易、投资的近距效应，它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尚未普遍实行自由贸易体制下的次优选择。我们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首先要考虑的是东亚地区。目前，这一地区有两类不同规模、不同合作程度的经济圈：一是“东亚经济协作圈”；二是“局部经济圈”。 “东亚经济协作圈”主要包括蒙古、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印度支那等西太平洋沿岸国家。该协作圈具有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的特征，是个大协作范畴。近年来，虽然亚太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活跃，彼此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依赖性，并普遍表示愿意接受贸易、投资自由化原则，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的软环境较差，基础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因而东亚经济协作圈的功能始终受到如何处理集团利益、国家利益的制约。此外，还存在着敏感的朝鲜半岛问题、发达国家（日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曾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普通存在着对其不信任的民众心理，缺乏像北美和欧洲那样的经济合作氛围。因此，东亚经济协作的现状必然是多层次的、渐进性的、非对称性的，协作圈的最终形成需要长时间的谈判交涉，其载体主要是论坛式的，而非一步到位的体制式。 按亚洲开发银行的分析，目前东亚地区有7个“局部经济圈”或曰“经济增长三角区”：“环日本海经济圈”，包括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中国的东北地区，朝鲜、韩国一部分，中国的山东、河北、天津、北京、辽宁等地；“海峡两岸经济圈”，包括台湾和福建省；“华南经济圈”，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和港澳地区；“泰币经济圈”，包括泰国、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的一部分；“新柔廖成长三角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和印尼的廖内群岛；“黄金半岛”，以泰国为核心，联合缅甸、印支三国等。“局部经济圈”的多边合作，正在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最活跃的形式，是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真正起点。 这就启发我们在牢牢把握和适时推进东亚地区经济协作的同时，要化整为零地让我国沿海地区分别加入所在的“局部经济圈”。它既有助于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也有利于形成由我国东部向中西部推进的“雁形发展模式”。借用亚洲开发银行分析亚太经济“雁形发展模式”的观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为“雁头”，可进入东亚地区产业的水平分工；中部地区为“雁身”，可进入东亚地区产业“垂直与水平”的双重分工；西部地区为“雁尾”，可进入东亚地区产业的垂直分工，从而把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推上一个高度。就一个省、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而言，更有现实意义的是把目光和立足点放在邻近的“局部经济圈”中，探索经济体制的创新和对外开放的扩展，以及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在理论上，我们主张把“局部经济圈”作为分析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开放实践中，把它作为可操作的重点，探寻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氛围。 从地缘性、经济后发性出发，海南应当采用“圈式”开放模式，抓住体制和经济发展的极好机遇，及时切入“华南经济圈”、“海峡两岸经济圈”，以求发展壮大自己。“圈式”开放模式，是以本地区为立足点，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地划分若干层次，然后按层次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推进圈内经贸一体化。对海南来说，我们可将对外开放的区域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周边地区（广东、福建、台湾、香港、澳门）；第二层次，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印度支那；第三层次，包括亚洲次大陆、南北美洲、欧洲。 第一层次是与海南隔海相望、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的省区。90年代至下世纪初，这一区域将是东亚最具活力、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海南应尽快地与其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求得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强化自身体制变革的超前性、有效性，形成整合联动的区域自由贸易、自由投资的市场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