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浦东开发新阶段的政策环境及其变化趋向 1、当前浦东开发的政策环境 过去五年的浦东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基础开发迅速推进，投资硬环境已根本改观。较高层次的产业群已经初步形成，制造业中心功能的开发已初见成效。取得上述成功的重要基础，是中央的优惠性政策和支持性政策的投入。 在过去的五年中，对于浦东的功能开发和整个上海的经济功能重塑，中央已经投入了一组彼此相联系的体制性政策，为在新的发展时期加大体制性政策配套投入的力度，以加快功能开发的进程，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这次61号文，又对浦东政策作了新的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支持性政策方面，一是基本保留了“1234”和“52111”筹资渠道；二是将新区新增财政收入全留政策作了改动，中央以设立“浦东发展基金”的方式支持浦东建设。在体制性政策方面，明显加大了投入力度，一是按一定标准允许在新区设立由外省市开办的子公司从事进出口经营；二是试办若干家中外合资的外贸公司；三是允许外高桥保税区开展除零售业务外的保税性质的商业经营活动，并扩大服务贸易；四是承诺在适当的时候允许个别外资银行进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试点；五是允许在条件具备以后在新区内再设立若干家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保险机构。从总体上看，61号文的政策调整趋向是：弱化优惠性政策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支持性政策的连续性，逐步强化体制性政策的主导地位。 2、今后五年中政策环境的变化趋向 很显然，上述的政策调整趋向，是与浦东开发进入第二个战略阶段后的政策需求相一致的。现在的问题是，给予浦东的体制性政策能保持怎样的“时间落差”，以及中央进一步投入体制性政策的力度和时间表如何。 关于体制性政策的“时间落差”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如何。从1995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大阪宣布的关于中国参与亚太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一系列措施来看，中国将可能加快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步伐。这意味着，浦东目前所享有的与金融和贸易功能开发直接相关的体制性政策，其“时间落差”可能会很有限。同时中央也必然遇到来自沿海其它地区的对体制性政策的“攀比”压力，无论是涉及贸易开放的政策，还是涉及金融开放的政策。这种压力也同样趋向于缩短特殊的体制性政策的“时间落差”。 关于进一步向浦东投入新的体制性政策的时间表和力度问题，这同上海在功能开发过程中表现出的操作能力如何有直接的关系。尽管各种操作的基本框架是由中央决策的，但其具体操作毕竟是上海和浦东的事。就此而言，这里有一定的空间，让上海和浦东自己来发挥主观能动性。 金融业和贸易业的开放，与制造业的开放不同，它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尤其是金融业，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事件频繁发生，表明金融不稳定将会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中央对开放服务贸易尤其是开放金融业持稳健态度，是很自然的。然而，如果浦东在对国际经验的把握、配套性操作方案的准备、人才的集聚和储备等方面，尤其是在对各类金融市场的初期运行的监管和调控方面，确实表现出了名副其实的能力和优势，那么这将会使中央加快向浦东投入新政策的步伐，并加大投入的力度。 我们认为，在“九五”时期，中央有可能加快步伐，加大力度，向浦东进一步投入新的体制政策，但浦东享有这种特殊政策的“时间落差”将是比较有限的。我们预期：在“九五”期间，对外贸易业和国内批发业的开放，将会基本完成；人民币业务的开放将付诸实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将会有限制地实行开放；保险市场将会获得显著发展；基金市场、离岸金融市场和黄金市场也将得到初步发展或正式启动。现在的问题是：浦东自身应该怎样来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用好、用足现有的政策，取得功能开发的实效，增强中央不断投入新政策的信心。 二、思路性对策和操作性对策 1、思路性对策 （1）继续争取改革“先试权”，用好政策“时间差”。“九五”时期，金融和贸易功能的开发将成为浦东开发的重心，而这两大功能的开发又对体制性政策有着很大的依赖性。因此，能否适时地取得各项新体制性政策，将对浦东的功能开发产生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预期整个中国经济的开放步伐可能加快，特殊政策的“时间落差”可能缩短，因而浦东和整个上海应该在获得有关的特殊政策后抓紧落实，用好政策的“时间差”。 （2）上海要打好“浦东牌”，浦东要打好“中华牌”。这是基本思路，在“九五”期间更应强调。打好“浦东牌”，首先要全市统一步调，着力抓好浦东的功能开发，把浦东的功能开发当作今后一、二十年中上海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其次，由于浦东享有特区待遇，打好“浦东牌”，在开发浦东的总框架下向中央争取各种新的特殊的体制性政策较为有利，而这些政策的实际操作又必然会有利于整个上海的经济功能转变。第三，打好“浦东牌”，应该将各种涉及功能开发的改革试验首先放到浦东去实施，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产业大项目放到浦东去操作，并推动那些有影响的金融和贸易机构“东迁”。全市要加强协调，限制那些不适当的区际竞争。上海要打好“浦东牌”，浦东开发则要切切实实地打好“中华牌”。浦东开发是把上海建成“三中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上海实现其建成“三中心”的目标，是要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发展。实现这一目标，受益者将是整个长江流域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经济，而绝不仅仅是上海本身。浦东和上海向中央争取各种特殊的体制性政策，正是为了实现建成“三中心”的宏伟目标，因此名正言顺。在实际操作这些政策时，则要有一个包容性广泛的框架，使浦东开发真正地体现为是长江流域地区乃至全国各省市的共同事业，共同开发，共同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