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特区可能面临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处境：一方面是众多的期望和种种的猜疑，另一方面则是多项优惠政策逐渐将被取消的现实，在这种形势下，特区还能不能做好“第二次创业”这篇大文章，这是所有关注特区前途和命运的人们所担忧的。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特区问题专家、深圳大学的特区台港澳经研所所长苏东斌教授，请他就某些问题谈了些看法。 记者：从前一段时间的争论来看，人们对经济特区在认识上还有误区，这对特区的进一步发展或多或少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苏教授，您能否从理论上对特区作个界定？ 苏：我想，人们之所以对经济特区还存在各种各样错误的认识，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在概念上明确我国的经济特区与世界上一般经济特区的区别。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有经济特区，发达国家的特区甚至达数百个。普遍而言，这些经济特区侧重于自由贸易港、经济贸易区、开发区的形式。因而，相对于这些国家的其他地区来说，它们的经济特区是特殊功能的经济区，决不是其他地区学习的榜样。我国的经济特区自建立始就被赋予了不一般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今年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被明确了6个字：示范、辐射、带动。 特区的示范作用，就是要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上作好排头兵，为全国开路。这不单意味着国家要在特区搞很多试点，比如现在深圳搞的口岸管理体制试点，特区自身也要在诸多领域主动地往前闯，如深圳进行的一系列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就充分地表明特区的示范作用正在发挥。在我看来，示范作用就是我国特区的主要作用，而且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国的经济特区有别于世界的一般经济特区。 辐射作用是由于特区的特殊地理位置造成的，这一点是国内其他城市所无法取代的。比如深圳，面临港澳，只要中国想实行“一国两制”，想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就必须发挥它的辐射作用。试想如果深圳仍是改革前宝安县城那种贫困落后的情况，大量农民逃亡过去，香港还能谈得上稳定吗？更何来社会主义优越性？ 带动作用，从本质上说，我认为是转移支付而不是扶贫。现在深圳动不动就拿出多少钱给老区、革命根据地办学，当然，这不是不好，但我认为主要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应多创造本身财富，给省、中央多交税，然后由中央转移支付。中国的经济制度已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那么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应该有两大政策：第一条是根据经济的发展非均衡原理，实施邓小平讲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讲到共同富裕，毛泽东时代的这个愿望更强烈，但是为什么实现不了，就是因为大家平着往前走，都没有了积极性，最后导致了普遍贫穷。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千万不能再回到这条老路上去。第二条政策是政府在救济贫困地区、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一定要有个前提——发展经济。如果忽略发展，就会回到原来的体制上去，这是当前要注意的一个很容易形成偏差的问题。投资讲回报，沿海地区条件好，回报率高，资金自然就集聚过去了。如果你硬要把资金投到某些条件差的地区，回报率低，总的财富也增加不了。事实上，只有在普遍发展以后，差距才会自然缩小。 记者：谈到地区贫富差距，这正是目前颇为令人瞩目的一个问题，尤其是特区的高工资高收入和内地某些省市的贫困落后所形成的巨大落差，已经在不同层次上引起了争论。那么您又是怎样看这种不平衡的呢？ 苏：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原理有个背景一定不能忽略，那就是要分清财富创造和财富转移。15年的事实表明，特区的发展是财富创造而非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它的财富不是从其他地方转移过来的，更不是剥削抢来的。如果不创建不发展特区，那么这笔财富现在就是零。特区非均衡发展的理论深度就在于：特区的资源条件、地理条件及其他经济因素，使该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力价值的实现程度高出了其他地区。商品经济不讲究劳动投入多少，而是看劳动力价值能实现多少，实现程度越高，表现的富裕程度也就更高。一般人对特区的高工资有误解，认为仅仅是政策的产物，但事实上，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多发钱，并不是从中央政府拨款来的，而是高劳动生产率带来的良性循环，是地方自己创造的。而且特区虽然是税收优惠，但是绝对值不少，国家全部拿去了；内地税收比例大，但事实上成了一纸空文，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国家不仅收不到，还要补贴，这笔帐也要算，这就是说特区的15%甚至大于内地的33%。因此，缩小差距，只能靠发展，提高本地的劳动生产率，实现共同富裕。 记者：确实，15年的高速发展造就了特区的今天，但不能否认优惠政策对特区的重要性。而且现在不容乐观的是，我们看到，在特区拉开“第二次创业”序幕的同时，一些优惠政策正在或即将丧失，比如说，明年的关税调整对特区而言，就将形成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在这种现实面前，您认为，特区应该怎么做？ 苏：特区当然是政策的产物，它本来就是中央建立的。政策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如果全部优惠政策拿去了，特区就消亡了。当然，不一定因为有了中央政策，你就能干得起来，自然还要苦练内功。就象一个企业，有再好的政策，如果管得一蹋糊涂也好不了。但管理不能代替改革，苦练内功不能代替中央大政策。这里需要一提的是，今年在体制改革上有种错误的说法，企图以管理来代替或部分代替改革，这是很可怕的，导致了体制改革的停滞。中国的体制为什么要改革，不就是原来那一套不行吗？让大批企业苦练内功，向管理要效益不是不好，但原来的框架不打破，怎么努力都证明是不行的，事实上，改革就是对秩序的破坏，是制度的创新，中国的改革不是小修小补，而是第二次革命。 1996年的降低关税，是从全国的意义上来考虑的。只有走向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相通了，才能建立商品经济的正常市场秩序。这是一个趋势。如果这方面的优惠没有了，特区不妨从别的方面比如说加强辐射、扩大开放度上多下功夫。而且我认为，深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上仍大有文章可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