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浦开发已历时两年有余。两年春秋，记录了成功，也记录了创造性实践的艰辛。时至今日，洋浦已经具备了向国际社会大规模招商的优良条件。昔日的是是非非业已成为历史的话题，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洋浦能不能搞上去）只是洋浦何时和怎样迎来突发性的大发展。 （一） 工业项目，尤其是大型、超大型工业项目的招商总要具备可动员的资源优势、地质优势、交通运输优势和可塑造、拓展的体制优势、环境优势及市场优势。如此看来，洋浦的招商条件（不论它是先天赋予的还是后天构筑的）是足以吊起投资商的胃口的。 ——洋浦及周围地区具有富饶的资源优势。洋浦地处海南省的西部地区，在洋浦投资发展工业可以尽享丰厚资源，如富铁矿、石油天然气、建筑材料、林业资源等的自然恩惠。 ——洋浦是理想的重化工业基地。工业厂址区域的海拔高度均在10米以上，没有水淹隐患。洋浦的地质条件十分优越，具有很高的建筑承载力，地基处理十分简单，工程无需打桩。 ——洋浦具有大工业必备的最理想的港口条件。洋浦港历来以深水良港闻名于世。晚清年间（1887年）的两广总督张之洞、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都曾试图在洋浦建工业用港口；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代初期也曾把洋浦港的建设列入全国200个万吨级泊位码头计划之中。 尽管这些“设想”和“计划”未能给沉睡的洋浦（天然）港带来新的生机，但它们毕竟以洋浦开发的宏伟蓝图载入了史册。如今的洋浦港不仅以已建成的深水港口（包括即将动工兴建的二期港口在内，年吞吐量为250 万吨），而且以可供兴建专用码头的优良港湾，博来诸多专家们的赞叹。 ——洋浦具有高标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按国际先进标准兴建的第一流的基础设施，可以为投资商省去自建基础设施以及由此引发的居民搬迁、治安骚扰和无休止的扯皮之忧，保证项目按期按质实施。 ——洋浦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洋浦地处亚太腹地，是中国东南亚的前沿，拥有联接欧洲、非洲、澳洲和亚洲南部国家最近的海上航线，而且作为我国最南端的交汇点，是航空线、航海线、陆路交通线的潜在枢纽，具有沟通我国与处部世界经济联系的巨大地理区位优势。 ——洋浦具有优良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的公益事业。洋浦完全按国际海港城市目标兴建，全部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布置产业格局，区内工业项目可省去配套产业投资（如汽修、机修等）之忧；政府和投资商共同投资公益事业，免去了投资商众多的后顾之忧（如住房、教育、幼托等），保证厂家集中精力组织生产。 ——洋浦具有国内最先进的体制环境。洋浦正在建设并实施的经济体制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并行的、高起点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她不是处在中国改革发展现阶段的，浅层次的“准市场经济体制”，更不是对传统旧体制的修修补补。体制的力量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传统的、阶段性的资源优势可以而且必然趋向淡化，唯有体制优势才是永存的，她可以不断地唤发智慧和创新，带动观念和技术的更新。只要人类群体存在，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将会是永恒的（或正或负）推动力，此外，30平方公里开发区上的超前体制意味着领先冲进，而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无不告诉我们，“先行”必有效益可得。 ——洋浦开发具有雄厚的资金优势。洋浦开发用不着自己花钱垫支。开发由外商出钱，风险由外商承担，正因为如此，以“政策生产力”而云的国内景气循环的冲击波对洋浦的影响较小。相比之下，世界经济的景气循环无疑会推动洋浦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非景气循环同样也会在某些生产业领域推动洋浦经济的发展——这大概根源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各自的景气循环在某些领域具有“逆循环”性质。在宏观调控的紧环境下，洋浦开发却以日均460 万港元的巨额投入持续两年有余，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洋浦具有国内第一的政策优势。作为外商成片开发的首例，洋浦的优惠政策是与中外双方的合同条款溶在一起的。政策的稳定性反映合同的有效性，合同的有效性亦体现政策的稳定性。作为全国来讲，与现实经济环境的变化相伴的政策变动是必要的，但具体到一个双方签署的合同，却不能轻易变动。“政策调整”只是我方的说法，在对方及第三者看来却是一种单方面的合同违约。基于这一特殊原因，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和合同的有效性在洋浦是“三位一体”的。 综上所述，归结到一点就是，洋浦已经具备了向“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大规模招商的条件。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初期的开发“重头戏”可以而且必然让位于招商引资的新一轮“重头戏”。 （二） 如何唱好招商“重头戏”？关键在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发达国家，尤其是后起发达国家（如日本）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那就是：给投资者构造一个投资——获利——再投资——再获利的良性动态环境。如果投资者确信自己的行为合理且又安全，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资本投进去，获利了，他同样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再投资。不断地投资，自然会按几何级数增长了。在这里，“投资。与“再投资”虽一字之差，却有某种本质的区别，“投资”可能是一次性行为（接踵而来的是消费——在我国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挥霍），而“再投资”是连续性行为。前者导致的是大起大落、“一阵风式”的“增长”，后者导致的却是连续向上的几何式增长。显然，我们要提供的投资环境，应当是安全可靠的投资与再投资大环境，而不应当是那些钻空——捞油——溜之大吉的浅近“投资家”所期望的“投资”环境。不过，即便在后一种场合，也不应当把板子打在这些“投资家”的屁股上面，因为环境造人，是特定的投资环境造就特定的投资家（这里有政策的非连续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连续投资的不安全感等诸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