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外经济特区的经验模式比较与我国特区模式评价 世界经济特区发展起步于15世纪的西欧。二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特区尤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相互间既有普遍性，又各具特色。以中国经济特区与外国经济特区相比，其共同性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标准化与先进性、优惠政策的特殊性、基本或起步功能的同一性、对国际市场变化的感应性、经济实力（规模与结构）的成长性等；其差异性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中国经济特区的低起点模式。我国经济特区是在我国整体生产力水平较低与特区选址地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双低”基础上起步的，因此，我国经济特区虽然经历了15年的励精图治，其经济实力纵向而论发展迅速，但总体规模与结构同国外大多数经济特区相比依然较为逊色。它决定了我国经济特区在前15年的第一轮改革开放中主要着力于自身经济成长，并形成两个屡受非议的“致命伤”：一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特区产生了对国际、国内其他地区生产要素（资金、技术、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的强度极大的“单向引进或吸纳”，从而被认为是“国内东西部经济差距拉大的直接导因”；二是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带动能力和对国内中西部地区经济辐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特区对全局性宏观经济效益增长贡献不大。 2、中国经济特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模式。世界各国的经济特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区普遍经历过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区到资金、乃至技术密集型综合性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然而在我国经济特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显得较为困难和缓慢，尽管我国经济特区或多或少地具备了综合性特区的雏形，它的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为主的性质依然十分明显。从原因上说，这种模式乃源于特区自身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均显不足，特别是产业升级的技术和高技术含量资本缺口较大。从影响分析，这种模式是“特区不特”的根本导因。众所周知，全国性对外开放格局形成与各地区对优惠政策的攀比是所谓“特区不特”的重要原因，但是，人们似乎尚未进一步认识到产生全国性开放格局趋同和优惠政策攀比的深层原因乃在于特区与普区之间并没有拉开产业结构的差距，以致于在特区土地、劳动力廉价优势和特殊政策优势逐步丧失后，便产生出“特区不特”的问题。 3、中国经济特区的“地区倾斜模式”。世界各国与地区的经济特区多数是为了扶持某些特殊产业、幼稚产业发展或为促进贸易发展需要而设。而在我国，经济特区政策的地域经济开发启动、促动功能十分明显，例如“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台、对东南亚经济合作”等政策目标，就突出地表明了地区倾斜的政策性质。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在特定的时期应当根据需要采取区域倾斜政策，以便培植一些“增长极”。但是，对于一个迅速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应当尽可能地按照国际惯例实施规范的经贸法规与政策。因此，我国经济特区发展应当缩短享受“地区倾斜”性经贸优惠政策的时间，或寻找一条以产业倾斜与地区倾斜相互统一的发展道路。 4、中国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攀比模式”。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特区都有较严格的专门法规，对于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及其作用半径从一开始便做出明确界定。我国经济特区与普区之间的优惠政策攀比首先启始于经济特区之间的政策攀比，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扩大发展而已。这种状况反映出我国经济特区立法环节的落后，也反映出中央政府在政策赋予、宏观调控方面处于长期的被动状态，政策研究和指导部门缺少前瞻性和实践的权威性。 5、中国经济特区的“试验模式”。 我国经济特区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试验区”性质，由于我国与世界大多数拥有经济特区的国家相比，存在着生产力水平差异，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国外市场经济体制差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差异、土地及人口大国与小国差异，举办经济特区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因此，我国经济特区体制的选择性与试验性十分强烈，它直接体现为我国经济特区“区中有区，区中套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科技园区、外商或台商投资区、国家计划单列区、政治体制或综合体制改革试验区等）的客观现实。试验模式产生的直接效益是我国经济特区生成出两种优势：一是对比国外经济特区。我国经济特区拥有“后发优势”；二是对比国内普通地区，经济特区具有“先发优势”。此二者优势的结合对特区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的取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6、中国经济特区的“窗口模式”。世界各国的经济特区目标功能往往比较纯粹或单一。在我国，经济特区被赋予多重功能，体现为各类“窗口作用”，诸如“改革开放的窗口”、“资金、技术、管理、知识引进的窗口”、“统一祖国的窗口”等。其中既有经济性目标，也有政治性目的，形成多功能组合的区域实体。这种模式的实践结果是创造了经济特区一般效益与特殊效益相结合的成功经验或先例，其不足是经济性的功能显得过于单薄与单向，而且从实践的最终效果看，资金、技术、管理、知识的引进总量与结构事实上也还存着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 以上比较分析和评价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经济特区在过去15年改革开放中取得了迅速有效的增长，纵向对比下，其经济实力的壮大尤其引人注目。但是在目前阶段上经济特区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这也毋庸讳言；经济特区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受国内资源秉赋约束过大，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态不仅造成普区依据其更优越的土地、劳力价格条件要求与特区分享优惠政策，而且也造成特区产业自身的发展与升级缺乏后劲，因此，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道路在我国经济特区已走到了尽头；同时我们还想进一步指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特区产业结构及其政策具有内在的排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特区的倾向，因为三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十分明显。所以，改变特区产业结构已经刻不容缓；经济特区的单一性地区倾斜性质因为新时期国内外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必须作出较大力度的调整；经济特区由“试验模式”创造的“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相结合发展方式，既产生了巨大的效益，也带来了良好的体制创新、体制示范效应；经济特区的“窗口模式”是特区政策发挥经济、政治双重功能的基础，但其经济性的功能有待充实与多样化。最后，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攀比模式”是我国经济特区许多弊病的重要根源，也是遭人非议的主要口实，因此尽管优惠政策对于经济特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曾发挥过关键的启动或“哺乳”作用，也必须承认特区发展已近“断奶”时分。很显然地，我国经济特区的继续发展有赖于对上述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