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代濱海地域流行華化摩尼教——明教，文獻資料記載鑿鑿，20世紀下半葉以來陸續的考古發現，也佐證這一結論。就有關的考古發現，自以泉州成績為卓著，學界矚目；①前輩學者劉銘恕先生在泉州摩尼教考古成績的鼓舞下，曾根據浙江文獻，對浙江地區摩尼教遺址的發現也充滿信心，早就吁請文博界努力；②但時至1988年始有斬獲，是為溫州平陽縣方誌專家林順道先生所發現的元碑《選真寺記》。由於各種原因，碑僅一塊，但迄今發表的該碑録文已有多種，各種不盡一致。至於解讀碑文所包含的宗教信息，則多限於點到為止，未見專文深入探討。本文擬根據已知的不同文本，對録文進行理校，以資學界研究參考；並在理校本的基礎上，就該寺及其施主與摩尼教的關係再作一番辨析。筆者對録文的理校，得助於林順道先生所惠賜的一手資料及其本人的若干灼見；而對碑文內容的辨析，則得力於何方耀先生及張小貴、殷小平諸君的諸多獻替。謹此先行鳴謝！ 一 元碑《選真寺記》的發現及諸録文 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界對宋元東南沿海摩尼教的研究，引起了林順道先生對方志涉及該教文字的注意。其在1925年刊行的《平陽縣志·神教志二》上，發現了有關當地選真寺的記載，內中云及“蘇鄰國之教”，疑與摩尼教有關，遂據該《誌》所提供的線索，“於1988年夏天在蒼南縣括山鄉下湯村選真寺前田野中”③發現該寺元碑《選真寺記》（以下簡稱“碑記”）。1989年，作者在其《蒼南元明時代摩尼教及其遺跡》一文中予以正式報導。就選真寺遺址及碑的形制，作者寫道： 選真寺遺址在現在蒼南縣括山鄉下湯村彭家山山麓，四周都是農田，清代重修的廟宇已在公社化時拆毀，現在這裏的“選真禪寺”是前幾年纔重建的，坐北朝南。現在東西南三面部分舊址和後邊小河已改為水田。確認其為明教寺選真寺遺址的依據是現“選真禪寺”前仍豎立著孔克表《選真寺記》元碑，碑高155釐米，寬76釐米，厚10釐米。碑額半圓型，“選真寺記”四字分兩行篆刻。碑文共14行，滿行約30字。碑文約有一半為苔垢所覆蓋，另一半文字清晰可辨，與民國《平陽縣志》所録的《選真寺記》吻合。④ 該文還將《平陽縣誌》中有關的文字轉録公刊，並根據《誌》中所節録《選真寺記》中“為蘇鄰國之教者宅焉”一句，將該寺定性為摩尼教寺。 按摩尼教作為古代的非主流宗教，其留下的遺址、遺物、文獻畢竟很有限，任何一點新的發現都彌足珍貴。特別是同在溫州平陽，原已知有元代士人陳高(1315-1366)《不繫舟漁集》卷一二《竹西樓記》所記名曰潛光院的摩尼教寺院，⑤而今又發現了選真寺遺碑，自然令人振奮。 翌年，周夢江先生將碑記“全文抄録”發表。⑥周先生並未根據原碑辨認，自稱“將蒼南文物部門同志所攝石碑的文字與《平陽縣志》所記大致內容對照”，因而，其録文不僅未見一般碑文的撰書人落款，而且正文中用□號表示的未知字竟達八十八個之多。文本顯然未能差強人意。 1996年，林順道先生偕同杭州大學人文學院何俊教授、日本學者岡元司先生、早坂俊廣先生對元碑實地考察，認讀碑中文字約四百九十個。1997年1月，其又在民間收藏的《彭氏宗譜》（以下簡稱“宗譜”）中發現《選真寺記》，全文約五百七十字，“與碑文契合，僅個別文字略有差異”。該宗譜落款民國己未(1919)重修。其參照宗譜與民國《平陽縣志》為碑文校補標點，以簡化漢字做了一個文本，於1997年7月在《中國文物報》上發表。⑦該文本也刊於《蒼南縣誌》、⑧《溫州市志》⑨等出版物。由於排印的原因，文本都略有差錯。倒是收入1999年12月油印的《讀書與調查札記——溫州地方史篇》之文本，乃經作者最後審校過，相信較為準確。 1998年，溫州市博物館金柏東先生根據對原碑的考察，在該館編的《文物與考古論集》發表了一個新的録文。⑩2005年6月，金柏東先生又發表該碑的一個更新録文，對該録文的製作，作者有所說明：“1997年3月溫州市文物處專程前往選真寺原址，對碑文認真考辨。2004年11月又請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的專家對原碑拓片。所見碑文，字體雋秀，筆畫瘦潤，雖間有石花，並局部覆蓋石灰、苔垢，但稍為處理，字體簞畫即能隱約顯現，經碑文和拓片對照，逐字抄録，核對全文如下。”(11)録文畢後，作者聲稱“至此，該碑文不缺一字，通順可讀，舊日脫漏，得以澄清”，足見作者對録文的準確性滿有信心。 二 《選真寺記》録文理校 上面就《選真寺記》現知的各個文本作了介紹。其間較原始的文本自是《平陽縣誌》版和《彭氏宗譜》版。按，縣志版只是節錄，宗譜則是全錄，因此不可能是宗譜抄目縣誌。而原碑記首句爲“平陽郭南行七十里”，經林順道先生考證，宗譜誤作百十里，縣誌也同樣誤作百十里，足見縣志版可能是節錄自宗譜，或與宗譜同源的文本。觀寺記的內容乃頌揚彭氏先祖的功德，是爲宗譜最可炫耀者，宗譜的纂修者必定要完整收入，但筆者觀宗譜寺記的照片，從書寫格式看，其第20行和28行，均明顯存缺若干字。這就意味着宗譜收入的寺記不是源自其作者的文本，而是來自元碑的過錄本。 我們無從知道其過錄元碑的時間，但可以肯定過錄時碑石已有一些字迹漫漶無從辨認，以致錄文不得不存缺。如果筆者這一推測不錯的話，現見於宗譜的寺記文本應當就是當前較權威的版本；而縣誌的節錄本，由於宗譜文本的發現，對於吾人的研究來說，實際已失去原被目爲一手史料的價值。至於今人據元碑認讀過錄的版本，如果準確無誤的話，則可用於勘正宗譜的文本，緣宗譜文本未必盡善盡美，不僅原來過錄時或有紕漏，在爾後的傳抄或刻版時更可能像其他古籍一樣，產生某些差錯或脫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