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9-0015-04 对于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及至民国时期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的专著里已多有论及，如蔡元培先生所著的《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就系统地探讨了荀子思想的天人观、性恶说、性论之矛盾、修为之方法、礼等，关于人性论，先生认为，荀子以人类为同性，与孟子是相同的。故持性恶之说，则谓人人具有恶性。并且指出，荀子所谓善，是与意识之善有别的，故其说尚不足以自立，而其依据学理之倾向，则已胜于孟子。后冯友兰在其专著《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二版）、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三联书店2005）对荀子伦理思想的人性论、修养论、道德之起源、礼之用诸方面也有论述，但基本上是在中国哲学大的视阈内的知识的介绍，可为后学研究荀子及其伦理思想作学理上的说明和奠基。建国以后至1976年，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荀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有李德永著《荀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一书，对伦理思想书中也没有涉及。而1977年后近30年，荀学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与历史学、人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著述不断、创建迭出。本文试对这一历史时期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线索。综述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为分析原本，分三个阶段而展开。 一、1977年至1986年：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初始期 第一阶段从1977年到1986年。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学术界对荀子的思想归属，重新澄清，否定了文革前把荀子归于法家的论调，而归于儒家。特别是南京大学前任校长匡亚明教授认为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因而荀子当属儒家无疑。同时，一些学者突破文革前对荀子思想的认定形式，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思想。关于伦理思想，一些学者在专著里已有涉及，朱伯崑在《先秦伦理学概论》从“礼为行为的最高准择”、“论礼的起源和意义”、“性恶论”、“修养方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关于性恶论，他说，“把人的自然属性，看成人性的本质，并且把好利恶害归之于人的自然属性，认为自然属性是同道德行为对立的，从而以自然属性为恶”[1](P106)，可以看出，基本上把荀子人性论定性为性恶论；并总结说，“荀况人性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不懂得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其结果向人的自然属性中寻找人类生活的依据”[1](P106)，其实，荀子提出“群分说”，“礼以养情说”，“制民之产说”，确是看到物质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此段议论有失公允。对于道德修养论，评价是客观的，反映了荀子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荀况把道德品质看成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因此其修养方法则注重‘学’、‘行’”[1](P116)。包遵信认为“荀子的宇宙观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2]。从而引起学界对荀子天人观的重新讨论和再认识。 这一阶段出版了四部著作。一部是“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书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吸收了前人及现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对《荀子》三十二篇进行了校勘和注释。 另一部是夏甄陶的《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对荀子的天人观、社会观、逻辑论、辩证法等思想作了深入系统地探讨，以及对荀子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了全面阐发，基本上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作者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因而有的结论又显得教条僵化。而且，对荀子的伦理思想也没有涉及。 第三部是胡玉衡、李育安的《荀况思想研究》，该书以论文的形式，把荀子的思想分十一个部分来探讨，包括：论荀况的唯物主义思想；论荀况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论荀况的政治思想等。尤其是该书对荀子的伦理思想第一次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荀子伦理思想与政治、法律的相互关系，“荀况把伦理道德的问题与治国安邦的根本大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论述伦理道德时，他能跳出把礼仪道德只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狭隘小圈子，把它看成是发展国家政治经济、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富国裕民的组成部分”[3](P51)，同时，作者还深刻地分析了善恶、荣辱、君子小人三对伦理范畴以及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最后，作者总结认为，荀况的伦理道德观是以治国安邦为最高目标，使道德的内容和标准达到更高的境界，道德教育与施行法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可以说，作者基本把握了荀子伦理思想的精神，紧密结合文本去解读而没有泛泛而谈。 第四部是向仍旦的《荀子通论》，该书以唯物唯心二分的思想路径，探讨荀子的宇宙观、性恶论、社会观等。对于伦理思想没有专门探讨，而是分散于一些章节中，关于人性论，作者在分析先秦诸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人之性恶，是破孟子性善论的；所谓‘其善者伪也’是立自己的观点，阐明人的善良德行是后天人为之功的”[4](P62)。可见，他所认为的荀子人性论在于强调人应当主观努力去改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性改造论，这就基本定性荀子说的人性是恶的，但作者第一次探讨了心在道德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伪”是经过心的思虑的结果，这无疑是深刻的。同时，作者还探讨了“行”在德性形成中的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荀子所说的‘行’是指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行为”[4](P66)，这就突破了前人研究荀子知行观仅限于认识论的局限，而是把“行”放在更广阔的道德视域中去考察，赋予“行”以更深刻的道德内涵和更深远的道德前景。但他又坚持当时浓郁的阶级气氛，认为荀子的“行”的目标和范围是应该划定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道德范畴之内的，这无疑是说荀子的“礼仪”是封建的道德范畴，从而打上了深深的阶级思维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