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7)05-0031-12 收稿日期：2007-05-15 一部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历史，是与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国门、被迫开放，迈向工业化、近代化同时开始的。在追求和迈向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幕幕充满悲壮色彩的“觉醒的悲剧”——令人刻骨铭心的一出出历史事件，从深层上折射和显露了中国人国民意识的诸多弱点。这其中，表现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中的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当推当时思想界先贤们关于中国社会整体的“公共精神”之稀缺、国民公德心之缺乏、公共人格之萎缩等问题的普遍地清醒觉知和犀利地批判和剖解。对此，金耀基先生做出了深刻、精到的分析。他认为，自19世纪中西对垒以来，中国的积弱暴露无遗。历次的改革运动，就其主调而言，无不在寻求中国人之富强，无不以建立中国现代化国家为鹄的。“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出现了种种对中国积弱的诊断，并开出了种种药方。在众多诊断中，几乎没有例外的，都以‘私’是中国积弱的原因，而在众多的药方中，‘公’则被视为中国最缺少，而又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建立的道德因素。”[1] 一、“公共精神”：透视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生态的新视角 自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有很多说法。一般认为，在众多讨论中国公、私问题的学术思想中，美国传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于1882年所写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书中有一节以“有私无公的中国人”（亦有翻译为“缺乏公共精神”）为名，指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有私无公，又说中国人压根儿就没有属于“公”的东西，没有“公有”这个概念。他说：中国人有私无公或公私不分的脾气，其实还不止于此，他不但对于‘公家’的事物不负责任，而且这种事物，要是无人当心保管或保管而不得法，便会渐渐的不翼而飞，不胫而走。”[2]98潘光旦先生在其所著《寻找中国人的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4月版第278页）之《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节中，对此亦做了深刻剖析。 近代中国思想家中较早关注“公”、“私”问题的当推严复。他认为，中国的整个社会秩序建立在“孝”上，而西方则建立在“公”上。[3]近代中国思想界大师级人物梁启超在分析中国的国民性时，也曾以深邃、睿智的历史眼光和不无前瞻性的“现代性”意识，深刻地指出了中国人的四大缺点：“一爱国心之薄弱”，“一独立性之柔弱”，“一公共心之缺乏”，“一自治力之欠阙”。在《论公德》一文中，他具体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得焉以成立者也。”[4]“五四运动”时期，不少学者都循着梁启超的说法，激烈抨击中国人缺乏“公共心”、“公德心”。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就说：“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不过，陈独秀认为，妨碍中国人的“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族主义。他说：“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做了家族的牺牲品。”[5]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对中国的国民心同样有着极其深刻的洞察、体悟和剖解。在他看来，中国的国民性主要表现为毫无公共心。他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6]。林语堂也注意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而这种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实即为扩大了的自私自利心理。”[7]159-202林语堂指出：“‘公共精神’为一新辞，‘公共意识’一辞亦然，‘社会服务’一辞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7]139 同样有感于中国国民“公共精神”的缺乏，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才将“三民主义”的立法精意确定为：“以全国社会的公益为本位”，倡行“天下为公”。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公共性”问题更是感受至深，在其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中，对这一问题更是做了系统、深刻、精到入理的分析。在谈到“公共观念”问题时，他指出：“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本。所谓公共观念，即指国民之于其国，地方人之余其地方，教徒之余其教，党员之余其党，……如是之类的观念。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8]68他明确指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梁漱溟认为，为中国人所缺乏的集团生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有一种组织，而不仅是一种关系之存在。组织之特征，在有范围（不能无边际）与主脑（需有中枢机关）。二、其范围超于家族，且亦不依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多半依地域，或职业，或宗教信仰，或其他。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一些拘束，更且时时有着切身利害关系。合此三条件者，即可以说是集团生活；不合者，便不是。我们以此为衡，则中国人是缺乏集团生活的。”[8]69 一生致力于乡村研究的社会人类学者费孝通在其“差异格局”一篇论文中一开头就说：“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他指出：“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种毛病的。”[9]22-23不难看出，当年思想界的先贤已经认识到，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文化欲回应现代性的挑战而获致“新生”、开出“新气象”，不能仅以“船坚炮利”为能事已毕，也不能仍旧把“道”封闭在内在超越的形上领域之内。它同时意味着“群”、“己”界限的调整，意味着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的重点，必定要从“内圣”的道德本体移至“外王”的公共哲学视界上来。 从道理上讲，历史上和现实中，各种不同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区别开来，无非是因为它们拥有自己的象征体系，比如先天的同一体系（血缘、母语等）、信仰体系、世俗利害关系体系（经济、政治制度）等等，可以说这些象征体系的性质决定该社会的凝聚度。历史证明，一旦该社会之理性开始追求经济价值，这凝聚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该社会的经济发展。就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宗教意识比较淡漠，因此相对而言，世俗利害关系体系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世俗利害关系体系与本文即将考察的公共性精神尤为密切，也就是说，该体系的公共性精神如何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