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反思如下问题：设定社会主义的目的为“善”，我们怎样达致“善”？所以作此反思，主要因为“真”与“善”的关系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复杂性，而在过去的实践诉求和当下有关效率与公平的讨论中，这种复杂性并不为人们所特别经意。 一、两条致“善”路向 唯物史观有两个思想要点，一是人类解放或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二是探索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前者是目的，显现为一种价值取向，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奋斗；后者是途径，显现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发现揭示这个途径而工作。我们用两个概念浓缩唯物史观的这两个思想要点，并以此象征人类活动的两个向度，这就是“善”和“真”。 求善并非自马克思始；从“大同社会”到“太阳城”，从早期文明到现当代社会，“善”是无数贤良方正之士的理想和追求，是平民百姓近乎本能的一种期盼和情结。熟悉唯物史观的人都接受这样一种看法：马克思是通过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阐释人类解放或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因而也都同意恩格斯的一个观点：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是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认识。在马克思那里“善”与“真”相统一，“真”是通达“善”的途径。 历史展开的画面比当初构想的要复杂。社会主义追求“善”：“善”虽不是社会主义的惟一目的，却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社会主义运动最显著的特征。社会主义运动因为这个特征而将工人、农民以及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吸引到自己的行列；他们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吃饭、要工作、要平等自由公正，成为革命者获得革命胜利的主要推动力量。 革命是破坏旧世界，揭露它的不足，将它摧毁之。旧世界的不足主要是不“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它在“真”的方面对文明是有贡献的，它的“血与火”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抗。革命就是反抗。晚近有关社会主义的反思中，极端论者论及革命时多有微词，但笔者认为，当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他人置于“血与火”之中的时候，革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需要区分开的是如下两个问题：革命和建设。革命维系于建设，是建设的前奏，但前奏不等于正剧，故而革命不等于“善”；“善”要在建设新世界中实现，它只有在建设新世界中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在建设中发生或展示了两条路向。第一条路向以正义为中心，要求在保障人与人之间关系公正平等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强调生产的目的性和生产力的手段性，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不仅包含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包含人的平等发展、共同富裕和美满幸福。第二条路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强调生产力的优先地位，强调尊重价值规律、经济规律，认为生产关系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可以视之为与生产力相适应。不难看出，这两条路向中前者着重于“善”，后者着重于“真”。 计划经济时期侧重选择的是第一条路向，改革开放时期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侧重选择的是第二条路向。两条路向在选择时都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也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依据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经济规律，依据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经济规律，才能完成建立新基础的任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前进的动力、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都表现在基本经济规律中。”（《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332、455页）《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一“决定”同时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10、11页）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真”，却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和与其相应的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按照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逻辑，计划经济时期人们认为，“真”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既使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又使社会平等公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则认为，“真”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才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实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变中国社会面貌所迫切需要的经济发展的问题。要紧之处在于，这是两种相互否定的认识。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者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后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则被认为与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然而在今天，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中国改革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恰恰是计划经济认为“不真”且竭力要加以改变和推翻的体制。事实是，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计划经济认为有害的后一种认识和制度安排，在短短20几年的时间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计划经济不能完成的现代化任务一步步变为现实。 由此我们不能不考虑，社会发展的道路究竟是怎样的？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乃是因为，两条路向虽然都采用求真的方法，但在实践中却有一重要差别：第一条路向把“善”作为前提，在“善”的前提下求真；第二条路向把“善”作为结果，在“真”的前提下求善。所谓“社会发展的道路究竟是怎样的”，在这里的意思因此便是：我们应当在“善”的前提下求真，还是在“真”的前提下求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