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5-0001-（07） 当今，我国文化和道德生活中的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就是所谓“国学热”，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多种版本的《论语》及其解释书籍的出版。对于经过“文革”“批孔”的人们来说，面对这一变化，真有天翻地覆之感。那么，这种“《论语》现象”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它说明了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强大生命力。虽然经历了千难万劫，但优秀的道德仍然蕴涵着勃勃生机。即使进入了21世纪，我们在思考加强道德建设问题时，也必须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文化的传统根基。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著名学者发表了重要的见解，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汤一介的相关论述为线索，从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传承民族的主体价值、确立共同的伦理背景三方面，就道德建设，特别是公民德性伦理建设中的“文化根基性”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 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得失和当代文化及道德建设的问题时，汤一介曾经指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具备两套社会支撑系统，“其一，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其二，为一套健全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两个系统互为支撑，缺一不可。西方社会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它们之所以能够相对稳定，就在于它的两套系统的互相配套。”[1]（P300）这就是说，“道德的修养固然应该提倡。但……‘内圣外王’的理论，实际造成的是一种泛道德主义，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依靠道德完善来解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从这种‘内圣’之学之中自然而然地外化出一套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民主法治制度。”[1]（P229～300）“因此，在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时候，只从国学中挖掘材料是不够的，还应敞开国门，向世界学习。”[1]（P306）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儿？这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吸取营养，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他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2] 这里，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缺陷的角度出发，针对社会的规范建设问题，汤一介发表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第一，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相反相济、相辅相成的两套规范支柱：民主法治的制度和道德教化的系统。由于有了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传统的积极综合，自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逐步形成了这两套规范系统的相互配套，产生了合理的社会效应：虽然有着种种弊端和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毕竟支撑了现当代世界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模式。第二，中国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即通过个体内心道德修养的完善而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路径，包含着极为合理的因素，但也有着深刻的缺陷：在古代社会，它不可能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在现代社会，它不可能外化出法治国家的民主。因此，为建设当代中国社会完整和合理的规范系统，从国学中挖掘材料是必要的，但还应该学习西方的合理思想。第三，如果认定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建立法治国家的民主，那么它在当代社会还会有建设性作用吗？应该承认是有的。这就是它对于当代中国的整个道德教化系统建设的文化根基性意义。笔者认为，鉴于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彻底决裂”和“全盘否定”，汤一介现在提出的深扎民族文化和道德之根的命题，对于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问题，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深入理解汤一介观点的关键在于自觉地区分“制度道德性”和“公民德性”两个范畴。所谓“制度道德性”，即他所说的“健全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一般说来，它在当代社会就是“法治国家的民主”，其实质是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所谓“公民德性”，即汤一介所说的“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一般说来，它在当代社会就是“道德风尚的倡导”，其实质是要求公民有养成德性和承担义务的自觉。一个社会的整体和全面的道德建设涉及这两个方面。如果这两个方面能够相反相济、相辅相成，那么社会的道德就会处于和谐状态，反之则不行。就我国当前理论界而言，通常所说的“道德建设”概念，虽然并不完全排斥“法治国家的民主”（特别是近年来），但主要还是指“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本文也主要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此概念。因此，笔者关于“道德建设的文化根基性”命题的发挥，首先是关于“公民德性”或“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的文化根基性问题的发挥。所谓“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主要也是就此立论的。虽然，这也是对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发挥，但毕竟还不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和全面的道德建设问题的发挥。在展开本文的论证之前，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阐明的。 至于在当代社会中，“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的建设，或者“道德风尚的倡导”，为什么必须“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汤一介的解答是这样的：“中国古代文明是‘轴心时代’几大文明之一，而儒家是轴心期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部分，历史学家早已指出，‘轴心时代’的思想文化传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人类社会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的飞跃无不通过对轴心期的回顾而实现，并被它重新点燃。在进入新的21世纪之时，世界思想界已出现了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以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3]（P219～220）在此，汤一介虽然引证了现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说明当代各民族的文化和道德建设不能脱离自身在“轴心时代”形成的根基；但主要还是基于在21世纪，为使中国文化走在人类文化的前列，强调“应该清醒地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这也就是他所发挥的“文化自觉”概念：“我们必须有‘文化自觉’，要确立‘文化’上的自主地位。我们的文化上的自主地位，既不是‘复古’，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使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牢固，根深才可以叶茂，必须坚持文化自主性，并且也要充分吸收其他各民族的文化滋养我们自身。”[3]（P190）从伦理学论证的方式来看，可以说这是一种宏观文化建设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