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7）04-0020-06 “三纲”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其他道德规范的总纲。自它产生后，便成为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天柱”、“地维”，是中国古代社会“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至于后来的卫道者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可见，它在中国传统道德、传统文化、传统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显然，要想对中国传统道德、传统政教、传统文化有深切了解，就必须弄清“三纲”。可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将“三纲”视为不言自明的已知概念，因而对它的来龙去脉了解得并不很深入。本文拟对“三纲”产生、确立、强化、崩坏的过程作一粗线条的梳理，以期引发人们对“三纲”以及中国传统道德的演变作更多关注。 “三纲”一语虽出现于西汉，但其雏形的出现则在战国。 自中国传统道德萌生，伦理秩序初建后，先哲们便着手对各种人际关系进行梳理，从中找出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在《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尽相同的概括。到战国初，孟子提出五伦说，认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而在五伦说出现后，古人又认为，在这五种人际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者更为重要、根本。这一认识在《孟子》一书中便有反映。它一则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孟子·公孙丑下》）；再则说：“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孟子·万章上》），明确认为此三者为“大伦”。这也是那时不少人的共同认识，在战国末的一些著作中有这样的话： 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论》）。 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矣（《吕氏春秋·处方》）。 经过战国中后期的进一步整理，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便被突出出来。视这三者为最重要、最根本的人际关系，是符合那时宗法制、等级制的社会状况的。那么，这三对基本人际关系的双方又应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仪礼》宣称“父至尊也”、“君至尊也”、“夫至尊也”，明确规定了君、父、夫至尊的地位。后来，韩非又认为，这三对关系中的双方，乃是一方事一方的主从关系。他说：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 由于韩非明确提出了臣、子、妻事君、父、夫的原则，因此今人言“三纲”起源多指韩非。其实，在此之前《仪礼》业已将君、父、夫置于至尊地位，故康有为认为“《仪礼》特立‘三纲’之义”[1]，是有道理的。今天欲追溯“三纲”起源，不妨作这样的表述，即从《仪礼》到《韩非子》，构建了“三纲”的雏形。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句话虽出现于西汉末的《礼纬·含文嘉》，但“三纲”一语则始见于西汉中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他认为，“三纲”不仅是“王道”，而且源于天，体现了天的意志。“三纲”既是王道，它就不只是道德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原则；它既源于天，因而具有天然合理的神圣性。自此“三纲”之说开始流行。而到东汉，官书《白虎通》不仅重申“三纲”，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阐释。经由东汉朝廷的认可和提倡，“三纲”的影响渐大。《白虎通》不仅讲“三纲”，又讲“六纪”。对于“纲纪”它作了这么一段概说： 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天下，整齐人道也。……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白虎通·总论纲纪》）。 就是说，“三纲”如同网罗上的总绳，它具有纲举目张、带动并制约全局的作用。只有通过它，封建等级制下的人际关系才能得以协调，人们的行为才有规范，封建等级秩序才能得以安宁，封建制的政治才能得以施行。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它的确起了这样的作用。 汉代相继出现的“三纲”、“五常”、“六纪”，对古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及其应遵循的准则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对汉代的道德建设以至整个中国古代的道德建设曾起了重要作用。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初步形成，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的表现和中国封建制度趋于定型的表现。自“三纲”出现后，古代的中国社会就不仅有历朝的种种律法来具体管束人们的行为，而且又有一个历朝相沿不变的伦理道德准则来调控、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人们从内心深处接受、认同现存的社会秩序。与历朝不断损益调整的律法不同，“三纲”是不可改变、神圣永恒的圣物，因此，它的调控、约束作用更为强大、持久。就此而言，“三纲”的确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天柱、地维。中国古代社会所谓超稳定的结构，相当程度上是靠“三纲”来维系的。 “三纲”在汉代虽已形成，但它的权威地位尚不牢固、稳定。所以如此是不难理解的。这是因为，任何一种伦理道德体系从其产生到确立，为社会普遍认同、接受，植根于人心，是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的，“三纲”自不能例外。 “三纲”所维护的乃是君权、父权、夫权。但是，在汉代这三权尚未像宋代以后那样绝对化。“三纲”所表述的乃是三对关系中的主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在汉代，君、父、夫尚不完全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与之相应，臣、子、妻的独立地位与人格也尚未完全丧失。在汉代，主流哲学是董仲舒的哲学。董的哲学一方面主张“屈民而伸君”，一方面又主张“屈君而伸天”，对君权并非漫无限制。而在汉代，民为邦本的观念影响仍很大。因此，在《春秋繁露》中竟有这么一段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