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07）04-0062-04 在传统中国伦理思想中，“形上之道”是一个核心范畴，具体体现于儒家孔子所求的五十而知“天命”、孟子追求的尽心知性知“天”、董仲舒的“天”人相通、朱熹的“天理”、“太极”等，以及体现于道家老庄追求的“玄同得道”（乃至于释家的“究竟涅槃、得道成佛”）。和传统中国“形上之道”相近的是西方“metaphysics（形而上学）”传统，从字面上来看，似乎二者表达的是同一含义，但是事实上两者是否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呢？ 一、“形而上学”与“形上之道” “Metaphysics”一词来源于公元前1世纪安德罗尼库斯在编撰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本体”、“实体”以专门解释经验范围以外诸如奴斯（nous）、灵魂、神等范畴的遗稿时将其置于“《物理学》之后”的直译，在亚里士多德之前“Metaphysics”是与其他诸如数学、物理学知识未加以明确区分的，直到其《形而上学》才将研究关于有形物体之上的超经验的涉及“存在之为存在”的终极原因的学问称为“第一哲学”，由此将“Metaphysics"作为一种涉及宇宙本体的哲学智慧与其他知识区别开来并使之有了确定的含义。 在神学成为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的欧洲中世纪，形而上学主要是对创世纪的终极原因“上帝”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灵魂、自由意志等的研究，虽然理性低于天启、形而上学低于神学，但神学对上帝的证明却往往借用的是理性，如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本体论证明。突破封建神学束缚的近代以来，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向重新恢复为探求宇宙的本体及第一原理，笛卡尔甚至认为：“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长出的枝”。[6]（P152）康德则通过对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以图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虽然他第一次明确地将“形而上学”的概念不仅赋予自然也赋予道德，但他还是认为“形而上学”就是“那个抢先独占了这一名称的思辨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自然形而上学的、并且从先天概念来考虑一切所是的东西（而不是所应是的东西）。”[1]（P637）在康德看来，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涉及到的是且仅是自然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即“较狭窄意义上的所谓形而上学是由先验哲学和纯粹理性的自然之学所组成的。”[1]（P638）至于黑格尔赋予辩证法以新的含义并将“形而上学”也用于指代非辩证的思维方法在其以后西方极少使用——何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身恰恰就是一种形而上学本体——以及近代以来主张“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潮都在事实上并未改变“形而上学”的自然本体论研究传统。 总而言之，西方传统意义上的“Metaphysics”一直作为指代有关本体的哲学，即关于存在的最一般规定，主要讨论关于自然和宇宙存在的终极本质和永恒原理，特别是与非感性的、超验的对象有关的学问而被沿袭下来。国文“形而上学”一词来源于近代中国翻译者根据《易·系辞上》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法对“Metaphysics”的意译。 何谓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呢？本句孔颖达疏说：“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在中国哲学中“道”是最高的范畴，万物由之则生，逆之则亡；道的内容是无有的统一，就其超形象、感觉之本体来说，它是无；就其能生成万物的作用来说，它又是有。“凡理者，方圆、短长、粗糜、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4]（P39）而“形上之道”作为宇宙和社会的本原、本体及万事万物遵循的原理和规律，即所谓“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是永恒不变的“常”。 如果说先秦道家还将“道”视为自然本体（这种自然本体唯有“修道”方能体悟）的话，那么儒家的“道”到了孟子那里就完全变成“仁义礼智”的道德境界了，其后伴随着儒家道德学说逐渐成为官方统治学说，从董子、退之、濂溪、二程、晦庵、阳明一直到熊十力都不同程度地将“仁”视为“道”的性质甚至就是“道”本身，其说如“三纲五常”之于“阴阳五行”、“仁义道德”之于“先王之道”、“仁”之于“天理”、“仁义礼智”之于“元亨利贞”……于此牟宗三总结道：“我说宋、明儒之大宗‘把那道德性之当然渗透至充其极而达至具体清澈精诚恻怛之圆而神之境’并不是无义理指谓的凭空赞叹之辞……如果想把它拆开而有其义理之实指，便是在形而上（本体宇宙论）方面与在道德方面都是根据践仁尽性。”[7]（P100） 由是纵观整个传统中国伦理学史（乃至整部中国哲学史），作为最高概念的“形上之道”更多地代表了个人修身得道的理想境界及其精神寄托，亦即儒家圣人、道家真人之追求，有所区别的只是儒家将其具体化为“仁”而已。 二、真与善：“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 西方“形而上学”首先表现为一种“知识”，一种以寻求“真”为目的的关于最高自然奥秘的本体的知识，“一切纯粹的先天知识，由于它惟一能位于其中的那种特殊认识能力，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性，而形而上学就是那种应当把那些知识表现在这种系统统一性之中的哲学。”[1]（P637）作为“形而上学”根基和来源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寻求真理的哲学，它以一种近乎科学的方式看待世界，努力探索自然事物的因果联系和客观规律，以求获得关于宇宙世界的知识体系，无论是米利都学派、爱非斯学派还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他们所探讨的基本问题都是万物的始基或本原问题。在古希腊四种最主要的德行中“智慧”是最重要的德行之一，古希腊人重视智慧因而也就重视真理、重视知识，正因为如此，“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9]（P2），“最高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1]（P164），由于科学知识的崇高地位，物理学、数学在西方社会直到现在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物理学的地位仅仅低于“形而上学”，数学则早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中就成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柏拉图学院的大门口甚至醒目地树着“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的牌子。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就是力量”在西方深入人心，而所谓“形而上学”涉及的“第一原理”就是从科学的角度为世界寻求一种普遍永恒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