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7；D92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479(2007)02-104-04 今年“两会”期间，28岁的李燕，因患有“超级癌症”——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全身肌萎缩，而写了份《安乐死申请》议案，希望通过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并通过立法。李燕的申请虽然不可能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又一次掀起了对安乐死立法的大讨论。 自从全国首例安乐死案发后的近20年中，几乎每届人大会议均有代表提出安乐死立法提案，但年年均被卫生部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予以回复。笔者认为，安乐死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决定于民众对安乐死的认可程度及社会的需要，而不应当由某个主管部门来决定。 一、历史回顾 安乐死是个古老的问题，史前时代就有加速死亡的措施。在原始部落迁徙时就常常把一些年老体衰的人留下，任其在自然中淘汰。古希腊、古罗马普遍允许患者及残废人“自由辞世”。在古印度也有抛弃老人和缺陷儿的习俗，有时还有外人的帮助。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习惯上处死天生病废婴儿。古希腊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思想家与政治家们，赞成当病痛无法治疗时以自杀作为解脱手段。当时认为，对于老人与衰弱者，经自愿使之安乐死是合理的。 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主张人的生死是神赐的，禁止自杀或安乐死。“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人文主义兴起，赋予人以生的尊严，并不提倡安乐死。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积极提倡安乐死，但后来由于纳粹德国在1938～1942年间利用安乐死杀害了数百万计的缺陷儿童、残疾人、慢性患者及精神患者，于是使这种提倡被看作是纳粹主义而声名狼藉，旋即销声匿迹。 国际上对安乐死问题的再次兴起，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的文明，医学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人工呼吸机的应用普及，虽然使许多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得以起死回生，但也使其中的一部分人长期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境况下，过着悲剧般的痛苦生活。其中有些人为了求得解脱，拒绝医院为他继续治疗，甚至要求医生帮助他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传统的伦理观念与法律规定是不允许的。一些医生由于满足了患者的这一要求而被指控为“谋杀”；另一些未得到这种满足的患者或家属则向法院起诉，提出“人既有生的权利，同样也应当有死的权利”(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如生不如死时，有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使法官和医生们处于两难之中。 二、死的权利 人到底有没有处置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权利？传统法学或是伦理观念均持否定态度。古今中外从来都将自杀视作反人伦的不道德行为。协助他人自杀更是一种犯罪行为，甚至与杀人同罪。中国传统儒家道德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但笔者认为，人应该享有死的权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命属于个人，个体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进行处置，这是对个人自由权的一种保障。当然，这种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人作为个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负有对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果个体行使自己的死亡权并不会损害集体、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同时，自己又有足够的理由行使这一特殊的权利时，社会应当予以肯定，而不是全盘否定。(2)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尊严。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是不可侵犯的。当一个人的生命正遭受着疾病的折磨，同时又承受着难以忍受的苦痛时，他会认为自己的人格尊严正在被践踏，往往就会采取一定的方式来摆脱这种折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当所有的方式都不能达到要求时，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便成为了一种选择。(3)追求生命的最高质量，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目标。但是，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成为植物人)，或是只能在极大的痛苦中等待死亡而又不能治愈，其生命质量几乎为零时，如果坚持用医学的手段去拖延其生命，使其遭受本可结束的痛苦，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残忍的。(4)有生就必然有死，生和死作为生命的两极应受到人类同样尊重。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人们已不再谈死色变。树立正确的死亡观，正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三、关于安乐死的定义 符合伦理的安乐死必须具备三个要件：有一个必死的病因；有不堪忍受的痛苦；出于自愿或不违反本人意愿。这三个要件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均不能认为是符合伦理学意义上的安乐死。 学术界对安乐死的定义有多种讲法，如《法律词典》的定义是：对患有不治之症，生命垂危且遭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危重患者，明确表示要求大夫采取措施使其无痛苦地离开人世时，由大夫以仁慈的方法帮助其离开人世，大夫则不负法律责任[1]。《牛津法律大辞典》的定义是：在不可救药的病危患者自己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其死亡的措施[2]。《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指对无法救治的患者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患者无痛苦地死去[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