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6-0017-07 一 “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与斯密的自相矛盾 1.“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 “亚当·斯密问题”即关于亚当·斯密的人性自利与利他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源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派，他们认为斯密最初在《道德情操论》中主张同情或利他是人的本性，而在后来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却改变了对人性的看法，转而把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或自私，由此造成了《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对立。从学术思想产生的宏观历史背景来看，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落后的德国与先进的英国之间的现实矛盾。立足于德国的特定条件的经济学家们追随弗·李斯特，反对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普适性，认为斯密强调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经济学不能适应德国的实际状况，德国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国民的道德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旧历史学派的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将道德、宗教、习俗和适当的标准指认为影响经济行为的因素，强调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使人注意德国经济面临的特别的条件”①。这些德国学者认为，“起初认为人类交往是基于人们相互之间所感受到的一种同情的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在某个时候变成了把自利视为激励人们行动的东西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②；“斯密的两本书完全不一致；斯密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不是哲学家。”③ 旧历史学派着力批驳斯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不断揭示其内在对立。新历史学派的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844～1931)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把抽象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批判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由此引起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庞巴维克的反驳。历史学派与边际效用学派除围绕斯密经济思想存在分歧和论争以外，更主要的是关于斯密《道德情操论》中人的本性与《国富论》中人的本性的论述是否一致的问题。这一从人的本性的角度对斯密两大著作关系问题的论争持续了约一个世纪，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亚当·斯密问题”。 2.“亚当·斯密问题”研究的历史发展 自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之后，多数学者都把斯密看做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这一观点几乎成为传统信条；包括原苏联学术界也不例外。20世纪初，苏联著名学者卢森贝认为，斯密“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他对于同情心的定义，就是‘对于别人的遭遇的关心’；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在经济生活中所追求的完全是个人利益”④。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世界和《国富论》中的经济世界是两个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世界，而且“斯密没有说明为什么‘经济中的个人主义’在‘伦理学’中变成了相反的东西，即变成了利他主义”⑤。卢森贝认为斯密未能把他的两部著作中的思想统一起来。随着现当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随着伦理学与经济学学术分工的片面发展所造成的缺陷的不断显露，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伦理与经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重新解读“亚当·斯密问题”。D.D.拉斐尔(D.D.Raphael)和A.L.麦克菲(A.L.Macfie)在1990年为纪念斯密逝世20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斯密《道德情操论》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是一个基于无知和误解的伪问题。先读了《道德情操论》的早期某一版本然后读了第六版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同一个人写下了这样一本书和《国富论》而有感到迷惑的任何轻微的意向，或者认为他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斯密的伦理学和对人类行为的论述在1790年的第六版中和在1759年的第一版中是基本相同的。虽有发展但不是基本方面的改变。”⑥ 我国对“亚当·斯密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朱绍文教授认为，斯密的“经济人”是当时社会中从事生产性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的“中、下层平民”，在他们那里，“走向致富之路”与“走向道德之路”是统一的；对斯密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相对立的误解，“经过几十年的论争之后，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对斯密道德哲学思想体系有了深入的研究，在经济学界才得到澄清”。⑦ 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认为，“斯密问题”并不存在，“所谓两书中存在的‘亚当·斯密问题’，不是一个实际而只是一个假象。”⑧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待利己主义的态度是批判的，这一态度“是《道德情操论》中这一思想(以‘自我控制’来裁抑利己主义，引者注)的继续，是以之为前提的。在二书间存在着一个连续性；在两人性论间存在着一个互相补充的作用”⑨。万俊人指出：“只要我们大致了解斯密时代的知识状况，并仔细解读斯密的这两部作品，所谓‘斯密问题’本身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问题，毋宁说，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问题，其所关涉的经济伦理(道德作为经济的价值要素和评价标准)与伦理经济(经济生活作为人类道德的利益基础)的科学理解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解释问题。”⑩ 以上有关“亚当·斯密问题”的观点基本上可分为两类：第一，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同情与利他，而在《国富论》中则力陈利己与自私，两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对立与紧张；自德国历史学派开始直到20世纪上半期，大多数学者持此类主张。第二，在斯密的两大著作之间、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两大体系之间根本没有对立，它们具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都是斯密“道德哲学”庞大体系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后的现当代学者多数倾向于这种观点。 3.斯密思想的矛盾性 “亚当·斯密问题”决非空穴来风。其形成除历史的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斯密本人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看法存在着矛盾。斯密承认经济与伦理的一致性，但他对这两者关系的把握在不同的语境里有很大的差别。他在进行伦理学的叙述时，从人的同情本性出发，把伦理置于首位，使经济因素服从于伦理的规范和考虑，经济只是人们用来满足其道德情感、实现其伦理价值的手段；而在转入经济学的叙述时，他转而从人的自利本性出发，把经济因素放在第一位，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来阐释相应的伦理规范。就主观而言，斯密认为经济与伦理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它们都是其“道德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的著述和写作客观上又在体系上、形式上造成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立，让它们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学的论述中不让伦理的内容过多地渗入，以保持经济学的连贯性、统一性；在伦理学的著述里侧重于伦理本身，把经济因素弱化到最低限度。斯密的这一做法蕴涵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相互分立和背离的发展趋势。在他之后，由于社会经济体系的膨胀与发展以及学科的分化和独立，经济学与伦理学完全分离开来并相互对立；在当代由于理论和现实的逻辑，经济学与伦理学又开始走向相互融合与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