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3-0012-07 所谓普世，应该有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的含义。就时间方面讲，普世是指超越一切历史，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时代，具有永恒性；就空间讲，普世是指超越一切地域，不局限于某个种族，具有普遍性。那么，当我们提出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这个命题时，当首先说明儒家伦理何以具有这样的永恒性与普遍性。换言之，要确立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其合法性何在？ 列文森的“儒学博物馆说”以及曾经广为流传、现在尚有影响的“儒学封建说”、“儒学腐朽说”，虽然持论各不相同，但立论主旨并无二异，都是旨在否定儒学具有普世价值。如果儒学不具有普世价值，那么说儒家伦理具有普世价值，当然就不合法，因为儒家伦理毕竟只是儒学的部分内容，不能设想儒家伦理可以独立于整个儒学。问题是，无论是“儒学博物馆说”还是“儒学封建说”、“儒学腐朽说”，在我们看来，都是从政治的层面、从制度的层面看儒学，没有把握儒家学说在精神方面的超时代价值。儒学之所以不能比之于陈列在博物馆里的供人欣赏的文物，是因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不随着古代政治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它完全可以与时俱进，在新时代发挥其精神价值；儒学之所以也不能等同于封建思想，是因为儒学本是官学下移、学术民间化的产物，它并不必然地同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它之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是封建统治者有目的地利用儒学，并不意味着儒学自始就合乎封建专制性；儒学之所以亦不能同腐朽划等号，是因为它既不鼓吹糜烂的生活方式也不推崇消极的生活方式，而是提倡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体现了人之生命精神的积极取向。人的生命精神必然表现为积极与消极二种取向，消极取向取消人生价值，积极取向追求人生价值。从根本上讲，人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取消人生价值，而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既然实现人生价值是人的本质追求，那么，提倡积极人生的儒学，就不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过时，必定随着人的存在、人之良心的存在而存在。 如此看待儒学的超时代价值，在以往被批判为反历史唯物主义，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则，以为意识形态可以脱离特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而独立存在。这种批判所以不合理，就在于将儒学看成封建意识形态，而没有将儒学看成生命的学问。作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儒学一旦脱离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扶持与卫护，当然就不能发挥其意识形态的制约与导向作用，但是，如果不是将它看成封建意识形态而是将他看作生命的学问，那么儒学就能长久地发挥其现实作用，为人指出其生命应有的积极方向。 作为一种生命的学问，儒家伦理所以具有超时代、超地域价值，起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证明：一是人不可能不是一个道德的存在；一是人不可能不是一个类的存在。人作为道德存在，最为贵重的价值就是良心，人无良心，就变得如同禽兽，甚至禽兽不如。人既然不可能没有良心，那么儒家伦理对人具有永恒的价值就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都是人要有“良心”(也就是指仁爱道德，乃是人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除非一个人丧失了人性，他才有可能回避儒家伦理。而作为一个人，所以不可能回避儒家伦理，又是由人作为“类”的存在来决定的，因为人既然也是一个类的存在，他就必然有相同的道德要求，从而都能认同儒家伦理。过去只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性，非但不从“类”的层面把握人的本质，甚至批判“人有类本质”的主张，这是很奇怪的事，只能归咎为出于理论上的极度迷失，竟不知任何事物都是“类”的存在，人如没有类本质，岂不是成为怪物。既然人有类本质，那么无论什么地域的人，无论什么时代的人，毕竟都是人，在基本人性上必定是相同的、相通的。既然人在基本人性上相同、相通，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人具有相同的伦理要求。体现人之道德相同要求的那种伦理，就只能是关涉人之“良心”这一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伦理。儒家伦理所以不为一时一地所局限，具有永恒、普遍的价值，正因为它就是这种性质的伦理。 关涉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伦理，就儒家伦理而言，称为五常，具体指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中，仁为体，其余四常为用：义者，宜也，是指人的行为合乎仁的规范；礼者，“节之准也”[1] 229，“所以正身也”[1] 23，是指以仁约束人的行为，使之不违背做人的准则。义与礼的不同，仅仅在于义内礼外：义是人主动、积极地求自己的言行合乎仁，所谓“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1] 444；而礼则是人被动、消极地约束自己使自己在言行上不至于背离仁的规范，所以颜渊问什么是仁的具体条目，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1章)；“智者利仁”(《论语·里仁》第2章)，智是指人真正懂得合乎“仁”才是人之生存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在利益面前，“以义制利”[1] 293不动摇；信者，诚也[2] 52，信是指人与人交际之时真诚待人。真诚待人在儒家看来也就是以“义”待人，所以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第13章)，强调讲信用要符合义，只有符合义，其所谓信用才行得通，否则，徒有讲信用的空名，其所言所语并不能真正得以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