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千年分合 《南方周末》今年2月8日发表的《中国需要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其在描述最近二三十年“国家控制动员体系松动，但其他社会组织形态并未恢复、发育”情况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时说：“不在国家动员体系中的人是一种纯粹私人的存在，加上蕴涵于传统中的道德规范的解体，他以自己的欲望为最高目的，把其他人都视为与己无干的人，甚至视为自己的敌人。”与之对照，作者在分析“作为一种制度的自由市场之所以出现在英国而不是欧洲南方国家”的原因时说：“相对于天主教徒，清教徒以严格的道德戒律约束自己，他们是一群节俭、勤奋、节欲、诚实的人，而不是纵欲者和物质崇拜者。”总之，自私、私欲、私念等等是不好的，对它们的消解、节制才是道德的。 这样的观点当然并不新鲜。号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不是一直在讲“克己复礼”么？就在几十年前，“狠斗私心一闪念”还畅行于中国，其与王阳明的“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何其相似乃尔！ 有这样不绝如缕的道德家，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一定很高？其实未必，关于这点，只要看看史书中的腥风血雨和无穷机心就知道了。不错，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学有非常美好的道德理想和坚定的道德信念，但这样的道德理想和信念，却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道德现实——现实与理想和信念甚至极端相反，几乎可以说，有什么程度的道德理想和信念，就有同等程度的不道德的现实。这中间的吊诡留给后人许多谜团。而置身其中、“不知时变”的人们则要么以身殉道，要么饱受精神断裂、价值困顿的折磨，更多的人与时变化，养成高超的“中国智慧”，在道德的自我放逐中寻求物欲和人欲的满足，而他们往往还能获得更多的甚至是道德上的社会认同！ 当年梁漱溟将中国的问题归结为“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现在我们终于开始明白，原来这种不道德的现实与道德的理想之间是有着复杂曲折的勾连的，两者不仅不是分开的，反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道德理想与不道德的现实是脱不开干系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某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道德基础之上的。 重建君权独尊的合法性 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一种极权专制，它有两个基本特征：大一统、君权独尊。它由秦始皇首创，其合法性依据在于他统一天下的盖世武功和“积德累善十余世”的世袭政治传统。同样的武功在刘邦身上也存在——也许还更大，但世袭的政治传统他却没有，所以西汉初年才宗奉黄老道家，据朱维铮先生分析，“是因为它的某些说教符合自己由卑弱地位爬到权力顶峰的经验。”但黄老道家与君权独尊并不相洽，在许多方面甚至冲突，必须找寻新的思想资源来作为君权独尊的正当性依据。汉武帝终于发现了儒学的用处，在他的号召下，一班“孔家店”的徒子徒孙闻风而动，各施所长，开动脑筋，为君权独尊找寻依据——在此之前，包括他们的祖师爷孔孟在内，可是受尽打压和排挤的。 他们找到的依据就是“道德”。他们说，汉家皇帝是“以德感天”，然后“受命于天”成为“天子”。在这个思想过程中，皇帝具有最高的道德是最重要的因素。这种作为君权独尊的政治合法性依据的道德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为民”：“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王者，天之所予也。”说得再清楚不过：只有“德足以安乐民”的人，“天”才让他当皇帝。先秦儒学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从而有效地解决了缺乏世袭政治传统的汉代统治者的君权独尊问题。 这种以“为民”的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意识形态在汉代建立以后，一直贯穿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任何本质的变化。最高统治者德位合一，因为至德而至尊，具有绝对崇高的地位，对他的任何怀疑、批判、否定都是不符合逻辑的，绝对不允许的。也不存在一个与之平等的“他者”，因此不可能有对权力的任何制约。秦始皇确立的“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极权专制在新型意识形态的支撑下一直延续下来。历代的皇帝一面享受着君权独尊，同时也不断有“世路英雄”以“受命于天”、“替天行道”的名义将他推翻，继续下一轮的君权独尊。 “为民”难道不好吗？当然没什么不好，中国的民众几千年来不就一直在盼望着那个“宵旰忧勤，不遑寝食”、一心为民的好皇帝么？可惜，套用朱熹的话，这样的皇帝“未尝一日”出现在天地间，原来“为民”不过是君权独尊的口实，对统治者来说，是否“为民”并不重要，获得“为民”的资格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何在？还在于君权独尊。要维护君权独尊，必须做到两个“无外”：“人心无外”、“天下无外”。“人心无外”通过道德教化来达致，这样的道德教化可不是所谓和风细雨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的腥风血雨，是“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临之威武而不从，则制之以兵革”的暴力恐怖。而中国古人关于“天下”的地理想象则使“天下无外”的欲求获得事实性的支撑，雄才大略的君主南征北讨，其实是为了满足“天下无外”下的至尊唯一。这注定要不断加剧统治成本，使民众天然地、永远地处于受压榨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统治者而言，克制“自私”、“私欲”、“私念”之类的道德教化正合所用。关于这点，黄宗羲其实早有深刻揭示：“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