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仰的维度解读生态伦理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秀艳,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李秀艳(1974—),女,河北玉田人,唐山师范学院讲师,伦理学硕士,从事环境伦理学研究。

原文出处:
自然辩证法研究

内容提要:

启蒙以后出现的理性的高扬、信仰的失落,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的意义危机。生态伦理学重建人的信仰——对生命和自然的信仰,它是一种生命信仰、道德信仰,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哲学信仰。它具有信仰的超越性、优位性特点,但只有将科学理性、哲学理性、情感和意志合一,才能重建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信仰,人类才能走出生态危机和意义危机。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7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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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934(2007)05—0005—04

      近代以来,西方人在启蒙运动中高扬科学理性的同时,失落了宗教信仰,导致了人的意义危机和生态危机。生态伦理担负起时代的使命,从全新的形而上学生态学视角出发解读自然,赋予自然万物以内在价值和权利,将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为人类描绘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这个终极境界中没有神,只有天道和人道的和谐共存。所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不是宗教信仰,但却可以成为生命信仰、道德信仰,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成为哲学信仰。重建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信仰,能够帮助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同时,也走出精神危机。

      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主义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1]。信仰既包括宗教信仰,又包括非宗教信仰,如哲学信仰、道德信仰等。

      对西方人而言,信仰一般指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的本质是一种终极关怀,它是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和全部人生意义所在。但是,启蒙运动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失落,这对西方人而言,不啻为“一次灾难性的转变”。它使道德失去了支撑力量,使人的精神无家可归,而且,“西方人之失去终极关怀还是现代人类正面临着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文化根源”[2]。

      在古希腊时期,人类对自然有一种朴素的信仰。人类“将世界万物均视作有生命、有灵魂的存在,将人看作自然、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并由此出发要求人们将自身行为纳入到自然或社会整体的秩序之中。”[3] 所以,古希腊人将静观、领悟宇宙奥秘视作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不是去将自己的欲望加于自然。

      到了中世纪,希腊人充满神性令人敬畏的自然成为上帝的造物。上帝“令人感到畏惧和惶恐,但却是永存的、博爱的、慷慨的、怜悯的,[是]造化各种安全、欢乐、宁静和正义的源泉”[4]。因为对上帝的畏惧,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小心谨慎,惟恐受到神秘力量的惩罚;因为上帝的博爱与怜悯,人们将精神超越和灵魂救赎视作人生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事情,物欲则是洪水猛兽,只有禁欲,才能在死后升入天堂。这种对天国的终极关怀,能够“使人超越动物式的本能生活,超越个人的孤立无助,超越人生的空虚和恐惧,将肉与灵的冲突,将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的解决,与更高的理想境界联系在一起。”[4]

      近代以来,启蒙运动高扬科学理性的旗帜,摧毁了神权对人性的统治,对科学的信仰取代了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的失落,使人们找不到切实可行的终极超越之路,再加上市场机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建制的影响,人们只能转而追求现实关怀,竭尽全力地谋求物质利益。于是,经济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等成了人生的最高价值和意义。实质上,经济活动、金钱、物质等都是人类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手段,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目的价值。然而,离开了上帝神圣之光的普照,人误把手段当作目的,从而沦为物质的奴隶,陷入了意义危机之中。

      对科学的信仰使人们相信,只有人类自己是惟一的价值意义主体,自然只是机械的客体、被动的存在,是仅供人类发展经济之用的资源。人类可以利用科技去征服、改造自然,从而实现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增进人类的幸福。在无尽的贪欲的支配下,人类疯狂地虐杀动物,掠夺资源……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西方造成的生态危机,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地球生态系统已濒临失衡,人类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实际上,人是生活于自然之中的有限存在,而科学信仰用有限的人的理性取代了无限的上帝,将人提高到类似于上帝的高度,人就成了自然的主宰,而且,科学理性不过是人的工具理性,只有接受道德的指引,才能更好地造福于人类。但是,科学理性只释放了人的“最强的动力”——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动力,却忽视了“最好的动力”——追求精神境界提升的动力,如基督徒追求德性的努力,中国古人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结果,人就在物欲的疯狂中向自然开战。人类日益向着动物一端沉沦,却再也找不到通达无限和意义之路。他们忘记了,作为有限的存在,只能以精神超越的方式去追求无限,物质的方式不仅不可能通达无限,而且,会使人类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对自然开战的同时,近代西方还对许多民族和国家进行了野蛮的掠夺,破坏了他们珍贵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如今,西方还在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政策。为了生存和尊严,这些民族和国家又不得不效仿西方,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努力实现现代化。“如果他们还以自己的方式保有自己的终极关怀的话,那么严酷的现代化竞争现实将迫使着他们放弃自己的终极关怀,因为,只有放弃了终极关怀,才能专心致志地谋求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全球化的现代化,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便是今日之全球化的实质。这样的全球化,也便是全人类以最强的动力向自然开战……全人类都放弃终极关怀之际,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达到最激烈之时。”[5] 所以,如果全人类都失去了终极关怀,后果不堪设想。

      以上分析表明,终极关怀的失落是西方人、甚至是人类的不幸,它不仅使西方人、而且使更多的民族陷入现代性危机——生活意义的危机和生存危机(生态危机)之中。这两种危机纠结在一起,困扰着人类。意义危机会使生态危机更加深重,因为,当个人、社会、甚至更多的民族都把物欲的追逐与经济增长视为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自然是否还能承受这不堪承受之重呢?而对自然的机械理解,也会使人类的精神世界愈加贫乏,使人类失去终极追求。所以,人类必须找回信仰、找回终极关怀,才能走出生态危机和意义危机。然而,对已经充分理性化了的现代西方人来说,已经很难再返回“上帝”的怀抱,在这个民主、自由的时代,我们要重建的精神信仰,是非宗教的信仰——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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