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07）02—0042—04 总体来看，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伦理学理论，其伦理观散见于哲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但后现代伦理观对传统伦理学产生的冲击却是空前的：它猛烈攻击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伦理学理论，试图消解道德的主体性，摧毁理性，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各种伦理“中心论”，强调道德的无主体、非理性、不确定、无基础及相对化，希冀在这种彻底的批判中实现自身的超越。 一、“人的死亡”：消解道德的主体性 自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口号后，人的问题就成了古希腊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中心，各种传统伦理学理论都自觉不自觉地围绕人的问题展开，从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康德“人为自己立法”以及萨特“人是自我设计的存在物”都是如此。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对道德的主体性发起了猛烈冲击。按照后现代伦理观，人不应再是物质世界的中心、精神世界的中心和道德的中心。福柯甚至在继尼采提出“上帝的死亡”之后，提出了“人的死亡”的命题。他运用自己的“批判本体论”，对“人”的概念进行了考证。考证的结果是，西方人一直十分崇敬的“人”只是一定时代、一定知识条件下的产物，其出现还只有2个世纪的历史，并不是永恒的存在物，在古典时期，人并没有什么地位。其实，福柯考证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 在消解道德的主体性，把道德主体——人边缘化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者摧毁了传统伦理学各种人性论、人的本质的观念，以期扫除传统伦理学关于人的理论借以成立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大家知道，人性论是各种传统伦理学的重要理论前提和组成部分。历史上存在的各种人性论都认为有某种永恒的、共同的人性或人的本质存在。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并没有普遍永恒的人性或人的本质存在，传统伦理学的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观念应摈弃。福柯认为，无论是将人的肉体或自然属性看作人的本质性规定，还是将人的灵魂或心灵视为人的本质性要素，都只是一种假定。事实上，它们并不都是人之为人的固有的东西，因为肉体是历史的被规定的，而心灵只是权力的附属物。因此，不存在什么完整的人类，由道德知识构建的人已经死亡，传统伦理学所高扬的人已不复存在。由此，福柯对各种人性论和人的本质观念进行了彻底摧毁。 对道德主体的摧毁，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做出了很大努力，认为语言是一个没有主体的系统，人只是语言的一种功能，一种结构功能。据此，结构主义语言学把主体进行了外化，从而彻底否定主体的中心地位。J·M·布洛克曼在《结构主义》中说：“‘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至今它只是自以为如此。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1] 利奥塔认为，是语言的多样性使主体丧失了中心地位；拉康则根据自己的精神分析学对“自我”进行了解构，他把“自我”解释为一种幻觉或想像，即无意识的主体，并没有弗洛伊德认为的能包容原我、自我和超我的统一心灵。德勒兹和瓜塔里则进一步把无意识理解为非想像、非结构的东西，人就是机器，即欲望机，没有人性。他甚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把主体看作一只手，它由硬性的片断线、柔软的片断线和飞行线3种纹路组成。这样，主体在这3种纹路的运动过程中被粉碎了。 二、道德的非理性化：反对理性主义伦理观 理性主义是西方伦理学最重要的理论传统之一。理性主义伦理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总是从人类的理性本质出发来探求道德的基础和普遍原则，强调理性对道德生活和伦理关系的决定作用；道德原则应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后现代伦理观反对传统伦理学把理性作为道德的绝对基础，执意取消理性的决定地位，甚至试图摧毁理性，转而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具体地说，后现代伦理观对西方伦理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攻击表现为3个方面。 第一，认为理性意味着对生命的压制和对人的生存的遗忘。尼采认为理性是压制生命的东西，只有生命和意志才是人的本质。因此，人要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摧毁理性，代之以“理性的他者”，即“酒神”精神作为人的本质。海德格尔对理性的批判是在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中进行的。认为总体来看，各种人道主义理论最大的失误在于对存在的遗忘，它们总是采取专断的方式把人设定为理性的。这种设定尽管不是错误，但却远远不够，其原因就在于这种设定没有深入到理性的根据，即人的生存层面，人只有在生存中，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才会有理性问题。因此，海德格尔对人的定位是“人是存在的看护者”[2]。 第二，认为理性是以普遍性和总体性为前提，尊崇理性就是尊崇整体主义、理想主义的道德原则，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目的王国及黑格尔的社会总体主义等。因此，倡导理性就等于倡导机械性，放弃理性就意味着摆脱强权。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是一种专制的、极权主义的东西，它排斥情感、直观、想像等非理性因素。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任务是要反对理性的普遍性、总体性，肯定差异性和特殊性；拒绝整体主义和稳定的等级秩序，倡导创造性和多元性。 第三，认为理性必然导致独断论和一元论。福柯认为理性是一种统一的、总体化和极权化的理论模式，在启蒙运动中扮演的是独断的角色，其突出表现就是对非理性的压制。这种压制在历史上表现为对“疯人”采取的各种残忍手段；在现代则表现为西方文化以理性为标榜，在全球展开的文化霸权活动。因此，应该反对理性，高扬差异性、特殊性和多样性。利奥塔认为，理性是以普遍性为特征的，在道德方面，它预先设定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并且坚持这种道德原则的一元性。一旦理性成为基础，就必然使个性和差异受到压制。因此，利奥塔发出了向总体性开战、拯救差异的呼声。 总之，后现代主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古希腊以来，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伦理学传统，批判的结果是，理性的决定地位被取消了，生命、意志等非理性的东西，即“理性的他者”摆脱了对理性的从属地位，道德的偶然性、差异性、多元性开始占据了自己的位置，非理性主义伦理观成为后现代伦理观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