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7）02—0004—06 在20世纪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中国伦理文化史和世界伦理文化史的不朽明灯和航标，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方向，开辟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新纪元，而且整体改变了现代中国人道德生活的状况，开启了中国伦理道德现代化和伦理文化现代化的崭新历程。 一、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的必然性与独特性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尔后经过四十年的传播与发展，于19世纪80年代在俄国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即列宁主义。尔后又经过四十年的传播与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获得了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八十年后经俄国十月革命而传入中国。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在经历了对封建主义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的双重失望后的一种理性选择，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伦理文化发展的必然[1]。近代伦理文化领域里长达半个世纪的“古今中西之争”，使中国人民在确立反帝反封建革命路径的同时必然要把反对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伦理道德确立为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系列弊端，加速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过程，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等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变。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切合现实的生活需要，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也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2]。瞿秋白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文化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伦理文化都已经过时了，“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态，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3]，只有新时代才能克服旧文化的病态。他向往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伦理文明，认为这是一种心物统一、身心并重的高度发达的伦理文明。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一方面同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的伦理保守主义和儒学复兴说展开斗争，另一方面也开始清算过去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盲目崇拜，拿起批判的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露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缺陷和弊端。这种社会历史和伦理文化发展的双重必然使得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时几乎是欣喜若狂并为之倾倒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产生并发展起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人类伦理思想的新纪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同时又是作为对西方资本主义道德关系及其观念的批判者和对新社会道德关系及其价值观念的确立者而出现于人类伦理思想的舞台的，它代表了一种既超越封建主义道德又超越资本主义道德的价值自觉和伦理努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封建道德已经解体，资本主义道德无力解救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深刻的道德危机，而中国人民又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反帝又能反封建的伦理思想武器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首先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并进而对其进行批判，认为它无法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关系的更新，无法建成一种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道德风尚，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向西方学习并寄望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伦理文化的革故鼎新。其次，对西方的伦理道德也产生了诸多失望和不满，逐渐认识到西方近现代伦理道德充满着自身的内在矛盾，显现出特有的自私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强权主义和反道德主义特征，反顾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现仍然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因素，渴望通过发掘传统伦理道德的合理因素来培育民族主体意识和精神。再次，在既要学习西方又要抵抗西方、既要批判传统又要珍视传统的困境中，经苏联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自西方又批判西方并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为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论证和辩护的伦理文明（唐君毅称之为“西方的反西方主义”），恰好适应了中国人民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种种罪恶，既要批判和超越封建主义又要发掘传统伦理文化的“源头活水”等特定要求，满足了中国人民既要反帝又要反封建和建设一种新型伦理文明使中国人民既不受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又不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特定愿望，为中国人民走出困境，开创新的精神生活空间指明了路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中国现代的道德文化和道德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它由一种伦理思想最后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伦理文化形态，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对“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的一种经过反复比较鉴别后作出的慎重选择，也是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主张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德实际相结合，主张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优秀因素相结合，这种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和使中国伦理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双重效应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最为本质的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超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与德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的一些不同。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在德国和西欧虽也有超越基督教道德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的功用，但由于德国和西欧当时的历史发展并没有提出超越近代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的实际需要，因而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在它的产生地和发源地并没有被视作一种救国救民的真理和伦理现代化建设的武器。西方近现代伦理文明对与其发展主流不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所表现出的认同性是非常有限的。反之，在中国，东西伦理文化的比较以及当时中国特定的伦理建设实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是被当作超越并先进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同时又超越并优秀于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第三种伦理文化来看待的，这就容易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上升到人类伦理文化的最高成果来认识，进而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当作改造旧道德建设新道德的价值方针和行动指南。与奠基于德国和西欧伦理文化背景上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在中国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伦理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修正延续，它在根本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表达方式和精神风格上却是中国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它既非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实质的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科学运用和创造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