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973(2007)01-0021-06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迫使人类投入到了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事业。而环境伦理学的兴起代表了伦理学理论范围的扩展，即从传统的伦理学只关心人扩展到关心动物、植物、岩石，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但是，“环境伦理学”一词有几种甚至矛盾的意义。概括起来，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野。前者认为人类有权享有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环境伦理是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的；后者认为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大自然拥有存在的权利，环境伦理是非功利主义的、价值理性的。长期以来，两者争论不休，难以达成统一。笔者认为，只有建立在复杂性视野下的发生主体论，即把主体视为由自在主体、自为主体、自觉主体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和网络系统，才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新平台。[1] 20—24 一、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主体性的涌现与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人类中心主义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第一，巫术是人类主体性的最初觉醒。每一种巫术活动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信念之上：自然界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人的行为的。所以，卡西尔把巫术称之为原始人必须通过的第一个学校：“他不必服从于自然的力量，而是能够凭着精神的能力来调节和控制自然力”。[2] 119在巫术活动中，仪式(标准化行为)和咒语(标准化语言)是两项重要的内容。在巫术仪式中，一方面是原始人想动摇及转变自然的秩序；另一方面是原始人心理的情感和理智的联合作用。而咒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用神秘语言来驱使某种力量。由此可见，语言的情感功能(价值功能)是先于语言的认知功能(指称功能)而产生的。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没有任何东西比情感更社会化了。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客体的形象总是同主体的情绪因素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在巫术中，人类的情感变得越来越特殊化、条理化了。至于语词的巫术功能的逐渐消退，语词指称功能的逐渐确立，则是一个在人类实践基础上漫长的演化过程。而语词的原初创造力即情感表现形式的保存，则成为语言艺术及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艺术史乃是一部人类心灵、情感的演化发展史。[3] 16—24 第二，西方哲学史：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主体性的黄昏”。在西方哲学史上，人类主体性的觉醒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论断。但最早论述了主体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他把自然界看作是有目的的、活动的主体，而并没有将主体局限于人类。他还区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三类生命灵魂的进化序列：植物灵魂的功能是消化和繁殖，这是生命活动最普遍的特性。动物灵魂除了具有植物灵魂的功能外，还执行着感觉、欲望和位移的功能。感性活动是动物最普遍的特征，因此动物灵魂也称之为感性灵魂。人类灵魂除了具有植物灵魂和动物灵魂的功能之外，还有理性思维的功能，因此又被称之为理性灵魂。[4] 73在此，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发生主体论的萌芽。 主体性原则不仅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原则，而且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基本观念。笛卡尔代表了近代哲学主体性的觉醒。他通过怀疑这种否定性的方式将思想的形式与内容(对象)区分开来，从而确立了人作为唯一主体的独立地位。它不仅排除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生命的主体和主体性的理念，而且作为主体的人类也只剩下了一个心灵实体。 如果说主体的觉醒是与笛卡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确立则是与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康德看来，主体不仅是认识主体，也是意志主体。他高扬主体的能动性，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也是在伦理学意义上的。他认为理性有两大立法权，即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身立法。真正体现主体能动性的并不是认识能力而是意志能力。 黑格尔将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主体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他提出了“实体即主体”的思想。所谓“实体即主体”，意指宇宙万物的最高本质或根据不仅是客观的实在，而且具有能动性，因而是“活的实体”。宇宙自然是一个自我生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一粒种子长成大树一样，是一个潜在、展开继而成为现实的生成过程。人类是自然进化的最高阶段，自然在人类精神中达到了自我意识。实体是辩证运动的主体：即实体只有在克服了矛盾对立面的辩证发展中实现自身、完善自身，只有在经历了辩证发展的全过程，把所有环节包含于自身，它才是全面的、绝对的。 随着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西方近代哲学便走向了“唯我论”和“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认为理性是人高于其它动物的内在规定性，另一方面，认为只有人才有主体性，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地球的主人。创造性和自由是人类自我完善的两大动力，而动物没有创造性，它的生活仅是重复演奏物种已经谱好的行为乐章而已。早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等思想家分别从不同的领域揭示了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进入20世纪，这种反唯心主义、理性主义和主体性的潜流则汇成了滔滔洪水，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福柯的著名口号是“人死了”，意指一个具有普遍、永恒、凝固本质的观念的人不再存在了。因此，人死了，亦即主体死了，也就是主体性哲学死了。这经常使中国学者陷入尴尬的境地：当我们大力提倡主体性原则的时候，西方人却在消解主体性原则。[5] 9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