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7X(2007)02-0013-04 荣誉和耻辱是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一对伦理范畴，其实际内容是反映善恶价值的一种形式。不同的荣辱观反映了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无论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还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元明的理学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的荣辱观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它对道德人格的养成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健全人格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传统伦理中的荣辱思想 翻阅历史，追溯商周，不难发现，周公在总结殷亡教训时就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商纣无德无道，满朝文武寻欢作乐，酒池肉林，欺压百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此，他力主加强道德建设，大倡荣耻之心。周公在东征胜利之后花去大量时间和精力制作新的礼乐制度，史称“先君周公制周礼”。孔子对周礼作了精深的研究，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仁”是孔子君子人格的伦理结构和思想道德的永恒基础。他认为，只有具备了“仁”，才有追求荣誉的可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1]。《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中最精彩、最深刻、最集中的部分，就是关于如何做人的道理：“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只要恭敬、合乎礼节，就能够免遭耻辱，因为“敬人者，人恒敬之”[1]。一个人在为人之道中，多一份尊敬之心，就少了一份嫉妒之心，少了嫉妒，就多了友爱之心。你敬他人一寸，收获的就远远不是一寸。当我们有符合礼节的交往行为，更能说明我们的真诚。 “仁则荣，不仁则辱”[2]，这是孟子明确提出的道德要求，也是孟子荣辱观的道德基础。孟子认为，一国之君应做到施行仁政、爱民、亲民，“博施民而能救众”。做到这一点，就是最大的荣誉，违背这一点，就是莫大的耻辱。作为统治者是这样，其实，作为一般百姓，也应该拥有大仁大德之心，因为，在孟子看来，什么是“仁”呢，就是要有“四心”。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3]《孟子·梁惠王下》中更进一步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士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而最终是“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4] 这可以说不仅仅是对一种人生境界高低的行为要求，更是儒学荣辱观的实质。 《荀子·荣辱》里面时专谈荣辱问题。荀子指出“好荣恶辱”是人类的共性，君子与小人都有这种愿望，无可非议。与此同时，荀子对荣辱进行了界定和分类。他说：“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5] 显然，荀子把“义”是放在首位的。以“义”统领荣辱。做人做事符合义者荣，不合则辱。不仅如此，荀子还进一步划分出了什么是“义荣”和“势荣”；什么是“义辱”和“势辱”，“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抑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荣”[6]。也就是说，“义荣”是出于内在的道德因素所获得的荣誉；而“势荣”则是由高官厚禄、权势威严等外在条件而取得的荣誉。荀子认为要重义荣而轻势荣，“流淫污慢，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誉侮摔搏，捶答殡脚，斩断枯碟，籍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辱”[6]。显然，荀子所指“义辱”，是指由于人们自身的一些恶行造成的；而“势辱”，则是被人诬陷欺凌所造成的。义辱与势辱二者相比，恰恰是义辱更为严重。所以荀子说：“故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6] 应该说，荀子在当时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荣辱，而且，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只重视表面现象，要追求真正的荣，必须知道真正的耻辱是什么。 朱熹就曾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7]；又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8]。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也有：“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由此看来，儒家认为，作为人就应该能够按人的本性来行事。本性是什么，就是要有仁义礼智信。人在拥有这五心之后，不仅要按这五心办事，而且人能够为违背人的本性的言论和行为而感到羞耻；一个人有羞恶之心，就可以不做有悖于人性的事情，偶尔做了有悖人性的事情，也会感到痛心疾首并迅速加以纠正；如果一个人没有羞恶之心、寡廉鲜耻，那他就不能称之谓人；一个人如果丧失了羞恶之心，那他也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与禽兽为伍，甚至禽兽不如。 二、“立人”之大节的荣辱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无论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还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元明的理学家，或者是康梁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大师，他们对于荣辱观对于人之为人的重要性可以说都是非常重视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荣辱是关乎一个人的立人之大节。在儒家看来，“耻”，是一个重要概念，是人培养德行的基础。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义”者，宜也。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这是一个价值评判问题。标准是什么？怎么评判，一目了然，就在于判断主体有没有羞耻感，能不能分清善恶美丑。明德知耻，才有可能向道德趋同，进而健全我们的人格。孟子还说：“耻之于人大矣”。《中庸》里也有一句话：“知耻近乎勇”。勇气从哪里来，当然也是从知耻中来，一个人不但要有羞耻感，还要懂得无耻也是一种耻，只有觉察到这一点，才会有勇气。知耻、避辱、求荣，是士大夫之追求，更是立人之大节。儒家一贯认为，不知耻无以为人，不求荣无以为尊。因而主张荣耻对立，泾渭分明，荣荣耻耻，礼义立人。《国语》上讲：“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耻，可以全人之德”，“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诚如欧阳修所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新五代史·杂传》)后来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中也重述了这一观点。 做人知耻后就要求荣，求荣，最终关键的是如何求荣，也就是采取什么手段。按照荀子的说法就是：“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5] 一般而论，道德价值的评价主要是目的的道德价值决定手段的道德价值。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荀子批评说：“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起所恶矣。”[5] 用无耻的手段求荣，不但难以达到目的，而且可能适得其反。可见，手段具有相对独立的道德价值。诸如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卖国求荣行为，正是孟子抨击的“无耻之耻”，令人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