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1-0060-06 鲜见以忍或不忍作为对象的专题论文。把它们作为哲学范畴，从一般西学的立场看更无可能。即使是中国传统的德性伦理学，也更乐于谈论仁、智、勇之类范畴。忍与不忍与“惑”之类现象一样，若隐若现，难以界定，而且还不能简单加以推崇或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可有可无。以人格完善为论学宗旨的儒家，早就触及这一问题。孔子面对季氏违礼，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经典表达；孟子则更是把“不忍人之心”作为人性的根本予以褒扬。因此，探究这一问题的内在意义，对理解儒家人格修养的理念、深化儒家德性伦理的研究，有着颇为独特的价值。 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现象，即人对自身心理冲动的克制。这种冲动可能只是萌生于内心的欲望或意愿，也可能是开始着手而未曾完成的行动，所以，忍有否定性的意向。 不忍不是忍不住。在实际使用中，两者并非是逻辑层次上的对立。从意向上讲，忍与不忍可以都指向否定，但忍着眼于克制自身，不忍则是因不能接受而企图阻止某些已经(或即将)出现的外部情况，包括可能因自己原初冲动所导致的情况或其他原因所导致的情况。就前者而言，忍与不忍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因为不忍于自己的作为所导致的后果，就得克服或中止自己原先的冲动，那就是要忍。而如果不忍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则这种要求制止的冲动就与忍无关。当然，涉及情感问题的任何抽象说法，都需要结合具体的经验予以分析。 先说忍。由于忍涉及欲望或意愿，而意欲的范围非常广泛，我们只能在特定的分类上分析。大致可以把忍分为四个方面：修养之忍、手段之忍、无奈之忍与忍人之忍。 人类有无限多的意欲，而最基本的是生理需要，所谓“食色性也”。较高端的，则有权力与名誉的追求。物有尽而欲无穷，为了共同生存或者均衡发展，社会文明发展出各种有形无形的规则，针对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方面进行各种意欲的限制。要遵守这些规则，就要不同程度作忍的功夫。这种忍可能是因害怕惩罚而作的选择，更包括从内心认可这些规则后对自己的克制，后者就是修养之忍。依孔子之见，一个人通过“克己复礼”的功夫，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就能成仁。这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要靠长年累月的修身功夫。一旦功夫到家，便“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望与克制的紧张也就消解了。 有些忍并非从根本上否定自己的意欲，而是在实力不足或计划未周的时候，为更有效的行为或更长远的利益而进行的临时妥协。这往往需要装，装傻甚至装孙子。被灭国的勾践要卧薪尝胆，未得势的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就是典型的例子。楚汉相争中，刘邦就比项羽更善忍，所以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故孔子会讥子路“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这种忍是手段而非目标，因此，其意义取决于目标的价值：为了高尚的理想，忍是智慧的表现；若怀有卑劣的欲望，那就是使阴招。上上若水，大智若愚，中国古代的道家、兵家、纵横家皆精通此道。 还有一种是被欺凌的弱者面对困境无可奈何的忍。《白毛女》中的杨白劳父女，面对恶霸的横暴忍气吞声。《苏菲的选择》中，母亲被迫选择让一个孩子生存，意味着变相让另一个孩子送死，无反抗的余地。这种忍不是自觉的选择，而是被迫的承受。 所谓忍人之忍，则是已脱离了人性可接受限度的忍。鲁迅曾经描写过一种“看客”。那些人面对同胞受辱被害的场面，无动于衷，如同在看今日电视上的《动物世界》。这种对他人受难的容忍，用孟子的话就叫“忍人”，其已失去为同类甚至同胞解脱痛苦的冲动，是麻木不仁、心性不健全的表现。在文明社会中，正常人即使是对虐杀动物也不能熟视无睹。忍人的程度深浅不一，最严重的不只是放任无辜者受难，而是亲自加害于人。南京大屠杀中两个比赛杀人的恶魔，以残害他人为业甚至从中找乐，这是残忍，此为有正义感、有血性的人所不能容忍。 忍的四个类型也可以被看作四个层次。类型可以是并列的，层次则有递进的关系。从自觉的程度看，修养之忍层次最高，因为它追求的是原则；手段之忍随条件或需要的不同而变化，故次之；无奈之忍本身就是无奈的，是基于自保的本能；而忍人之忍则是正常心性的丧失。换一个角度，从价值的角度看，修养之忍最可取，是美德的表现；手段之忍则由其服务的目标所决定，是否可取是有条件的；无奈之忍，可以被同情，但无法推崇；忍人则只有负面价值，是儒家所强烈谴责的态度与行为。所以，儒家不仅提倡节制自己私欲的忍，同时还呼唤与“忍人”对立的不忍，或叫不忍人之心。其主要论述者是孟子。 孔子学说以“仁”为宗旨。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事业，其心性说为先秦儒家仁学提供了形而上基础，而“不忍”之说则是孟子整个心性论的核心。《孟子》七篇，涉及“不忍”主要有两处，其说理的方式均从具体例子入手：一是以羊易牛，一是见孺子将入于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