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6)06-0011-07 在汉语中，就“道德”一词的本初意义而言，是由“道”和“德”两个单词结合而成的，“道”指的是规律，法则；“德”是得到的意思，“得到”是个及物动词，所以“得到”应该是有对象的。在道德中，所“得到”的乃是“道”。《管子·心术上》释德：“德者，道之舍……德者得也，得也者，谓其得所以然也。”“所以然”指的就是“道”。因之，“道德”的基本含义就包括：一是指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二是指依此而形成的价值倾向，即人们对社会生活的道德评价。 一般来说，以往的伦理学说都是围绕以上的内容展开的，张载和康德的思想也不例外。这样一来，虽然说两者相距几万里，相差数百年，但他们的思想却有了这样那样的联系。虽然他们各自研究的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不同，但其中不乏相通的地方，当然也存在相异之处。其中的相异反映着他们的思想所代表的民族特性，也体现着他们所处历史时代的要求。对张载康德思想的比较研究就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 一、“无意为善”与定言命令——张载康德伦理道德的义务 这里说的义务，是道德意义上的，而非法律、宗教意义上的。我们认为，应把这种义务规定为伦理道德义务。义务指的是“应该”做的事情。义者，宜也；务者，事也。但是我们可以根据道德的意义做出引申，对道德义务做出这样的理解：“义”在名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应该做的事情，“务”在副词的意义上可理解为务必、一定、必然的意思。因此，“义务”就不仅是应该做的事，而且是必须做的事。“义”之“应该”和“务”之“必然”是内在统一的。不过，由于道德的义务和法律的义务不同，不像后者那样，所讲义务具有外在的强制性，道德所谈的义务主要具有内在的强制性，即出自于“良心”的要求。 张载和康德分别把其伦理道德的义务规定为“无意为善”和定言命令。“无意为善”和定言命令又分别决定于天地之性和善良意志。 张载的“无意为善”源于孔子的“毋意”和孟子的“性善论”。他在承传前贤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的道德形而上学命题：“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正蒙·中正篇》） 他把“毋意”解释为“毋常心也，无常心，无所倚也……率性之谓道则无意也。性何尝有意，无意乃天下之良心也”（《张子语录》）。所以，他的“意”，不是指一般的道德意志，而是指人们的“私意”，指有所待于功名利禄的意欲。他区别了“性”和“意”，肯定了“率性之谓道”的普遍必然性。所以，王夫之在注释张载的“无意为善”时说道，“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即“性成乎必然，故无意而必为。由者，以其存于中者率而行之也，孟子曰：‘由仁义行’”。（《张子正蒙注卷四·中正篇》） 传统的儒学思想是以“性善论”作为自己伦理道德基础的。张载之所以提出“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在于他的这一命题的逻辑前提是“性善论”，“性善论”的基本观点是人性本善。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由“性”决定的。从人性善的理论出发，就可以得出“善性是善的”这一逻辑分析命题。因为在分析的命题中宾词蕴涵在主词中，所以其本身就具有普遍的必然性。因此，人的善行就成为由“性”来决定，由“性”决定的善是普遍必然的。由“性”决定的为善，就是“无意为善”。 张载讲“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其原因在于孟子的“由仁义行”。孟子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表明“仁义”是人的本体之性，属于人的本然性存在。“仁义”是内在于主体的，而“行仁义”无疑是把“仁义”看成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仁义”便成为外在的工具。张载的“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就是把为善看成是由人的本体之性——善性决定的，张载把这种善性叫做“天地之性”，由善性所决定的为善就是“由仁义行”。所以，“由”在这里就具有了以下两层意思：一是讲原因，即讲为善的原因，是出自主体的道德本性——“天地之性”。二是暗含了自由的内容，即所谓的“率性之谓道”，率性而行善。对于主体而言，这既体现了其自在之性，又是其自为之性的表现，行善是由“性”而发的，非受外在的强制。因此，主体是自由的，“率性之谓道”是主体行为的自觉表现。由“性”而决定的“无意为善”体现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及道德自律。 按照张载思想的逻辑，他必然拒斥“有意为善”，原因在于“有意为善，利之也，假之也”。王夫之解释说：“利者，利其功，假者，假其名。”（《张子正蒙注卷四·中正篇》）所以“有意”就是“有心”、“有常心”的意思，即有追逐功名利禄的意思。因此，“有常心”就不能“虚心”，不“虚心”就不能“尽心、知心、知天”，不能步入“天人合一”的“诚明”之境。相反，“无意”则“无常心”，“无常心”就是“虚心”。张载说：“虚心然后能尽心”（《语录》），“尽心”则能“知性、知天”，由之而步入“诚明”之境。 康德对道德义务的探讨方式，同张载有相似之处。如果说张载把人的本体之性——“天地之性”作为其学说的奠基石，那么，康德则是把人的本体意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善良意志，作为其伦理道德学说的根基。体现这一根基——善良意志的形式，就是他的道德命令，即定言命令。 定言命令并非要限制道德主体的自由，恰恰相反，它所展示的正是主体的自由。定言命令中的“定言”二字，就体现了道德主体的自由性及道德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康德哲学中道德个体与宇宙体系的决裂[1]这一特征，反映在定言命令上就是道德主体可以摆脱外物的影响，可以摆脱自然因果律之轭的挟制，其意志不以外物为目的、为内容、为质料，由此而奠定了德性伦理学的基础，这表明康德伦理学和张载伦理学在出发点上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