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6)06-0034-05 基于以下理由，我们无法放弃对国际政治进行伦理主义思考的努力。首先，道德与伦理从来都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元素，一直以各种方式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以国际伦理与道义为旗帜，标榜其行为的合理性、正义性、神圣性和使命性，以此推行国家涉外公共政策，是众多国家的主要外交手段。与此相关的是，以本民族利益或政府利益或集团利益评价国家对外决策的伦理性或道德性，早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再次，事实上，在国际政治学者中，对国际伦理进行研究一直是重要的学术行为。例如，即使崇尚强权政治的摩根索先生，也并不排斥伦理的国际作用，而是认为“道德的限制作用在确立和平时期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方面最明显，也最有效”[1]。最后，在国际政治学领域中，有关伦理与国际政治的话题纷繁复杂，至少涉及战争与伦理、人权与道德、生态变迁与伦理法则等问题。可以相信，对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来说，政治伦理主义的理性梳理和技术分析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国际政治变迁最剧烈的时代。它以其历史演进的强大逻辑力催生并推动了人文精神的启蒙和进化。国际政治伦理主义正是这一背景下人类文化思索的杰出硕果。在一定意义上讲，尽管国际政治伦理主义的某些分析框架和部分结论仍值得商榷，但它对国际和平的伦理向度、思考方式、思维理念以及对人类正义、博爱、道德的真诚向往，却始终令人产生由衷的敬仰。毫无疑问，对20世纪国际政治伦理主义的历史演进进行学理测度和考量，探讨实现国际和谐与进步的有效方法，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行为。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因大国均势政策而维持的所谓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它给人类社会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和浩劫。战争向人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际生存的重大命题。国际关系学者集中关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防止战争，维护和平？于是，一种以伦理、道德、正义为基本元素而构建的逻辑理论体系——理想主义开始兴起。其代表人物是：伍德罗·威尔逊、艾尔弗雷德·齐默恩、大卫·戴维斯、约翰·霍布森等。 理想主义政治伦理向度集中体现了几个分析路径： 第一，国际政治的伦理境界与人性化诉求。理想主义首先以人性为原点确立其理论体系的逻辑支点，并赋予国际政治伦理意义的人文关怀。按其逻辑，国际政治与人性密切关联。人性存在善恶之分，国际社会就会存在正义与邪恶的状况。前者带来和平，后者导致战争。因此，理想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推进正义伦理的进步。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言：“我们同时见到了丑陋、虚假和邪恶，它们与美好、真实和善良共存于这个世界。我们的使命是清除、反思、纠正前者，同时却丝毫不削弱、不损伤、不危及后者。我们的思想核心在于使每个人照管好他自己，使每一代人照管好他们自己。当然，我们不会忘却我们的道义职责。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实行的是一种同时服务于和有助于高贵者和卑贱者、强国和弱国的政策，其唯一的标尺是正义的推广和公平的竞争，我们为此自豪和骄傲。”[2]应当说，对人的类本质和国际政治进行人性化定位，既是国际政治伦理主义的哲学基础，也是其逻辑底线，更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 第二，伦理与战争的逻辑联系。该学派的一个假设是，人性是善良的，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战争的有利可图使一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一旦唤醒良知，消除误解，世界便可以得到拯救。例如，艾尔弗雷德·齐默恩就坚持认为，尽管人性是善良的，但是人的本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正是这种愚昧和无知，使人类不能避免战争。当然，理想主义者同时强调，对战争的性质应当进行伦理语言的思考和评价。对战争的性质不能简单评判，因为即便核战争在道德上也并不一定完全不道德，世界上存在着比人死亡更罪恶的东西。于是，他们提出两种战争模式观：防卫战争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道德的和正义的；如果这场战争声讨战争的罪恶，使罪恶受到惩罚，尽可能地发扬人道主义，就是正义的战争。问题的关键是看这场战争是不是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看权力的使用是不是为了法律的目的。同时，他们提出一个定式：“权力的道德约定性问题，即权力只有在道德原则下使用，或禁止使用，或限制使用，或者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根据目的来确定也许要使用，或者必须使用。”[3]这表明，理想主义者极大地关注道德对权力和战争的意义。在这方面，理想主义者的主张与后来的现实主义的看法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于是，崇尚对国际政治进行伦理主义释义和权力主义解构的两大学派的思考方式和技术操作，构成了影响至深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 第三，国际和平的伦理治理。理想主义的逻辑框架是：人性本是善良的或是可以通过教育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好的。通过道义和精神教育就能呼唤出人类的良知。一旦人类的教育程度提高了，理性思维进步了，道德状态升华了，战争就可以消除。为此，艾尔弗雷德·齐默恩提出了人类避免战争的公式：提高教育水平——造成公众舆论压力——形成热爱和平的国际主义精神——人类避免战争[4]。正如有人所言，一战后的相当一段时期，理想主义将民族自治、裁军和公开外交等政治原则道德化，打出“民主”、“自由”、“自决”的旗号，这在富有理想主义传统的欧洲自然有很大的市场。 理想主义对国际社会的伦理关怀遭到两种力量的挑战。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从一定意义上讲，战争的严酷事实是对理想主义的悲剧式嘲讽。因为理想主义的努力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长时间的和平。战争中非人道和非伦理的强权行为成为该时期盛行的政治逻辑。在战争面前，在法西斯主义向政治伦理主义进行宣战的情况下，理想主义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努力暴露出其局限性。二是以E.H.卡尔和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开始了对前者的批判。关于这一点，汉斯·摩根索指出：“一个学派（理想主义）相信，从普遍有效的抽象原则获得的理性和道义的政治秩序此时此地就能够实现。它假定人类本性善良，并具有无限的适应性……另一个学派（现实主义）则认为，从理性观点看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它是人类本性中固有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要改善世界，人们必须利用这些力量，而不是排斥这些力量。在这样一个存在利益冲突的世界上，道德原则从来不可能完全得以实现。”[4](39)于是，两大学派围绕许多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如，对人性的看法；对伦理的国际作用的评价；对世界未来的测度等。其中，现实主义学派对理想主义的道德价值论给予了批评。汉斯·摩根索认为，“若是一大批人对国际事务中的道德要求持有不同的观念，或者根本没有这些观念的人分担政府责任，国际道德作为一种制约国际政策的有效体系就难以存在”[1](317-318)。应当说，理想主义的国际伦理释义存在许多问题。诸如，理想主义脱离国际社会的现状，主观臆断并放大伦理的国际作用；感性地对待人的善性和国际矛盾的解决；忽视政治权力争夺、国家利益冲突和无政府状态的客观存在；将国际合作、集体安全简单化等，这使其理论体系存在巨大漏洞。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对国际道德、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文明的问题做了广泛的提示，从覆盖面和论述角度上看都超过了前人。这一点是为什么现在国际政治中的全球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仍然不时回溯早期理想主义的重要原因……人们可以发现今天的国际政治学者无法丢弃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讲，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之间的冲突”[2](60)。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而言，缺少了理想主义这个对立面，现实主义就不可能达到已有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