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06)06-0013-06 一 儒学从产生时代起，就强调以“周礼”等级制为内核的宗法血缘性的“集体理性”。李泽厚先生曾称这种“集体理性”为“实践（用）理性”。他认为，孔子思想中的“血缘、心理、人道、人格终于形成了这样一个以实践（用）理性为特征的思想模式的有机整体”[1]。“只有把握住这一文化——心理结构，也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某些特征。例如，伦理学的探讨压倒了本体论或认识论的研究；例如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阴阳、五行、气、道、神、理、心），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其特点大都是功能性的概念，而非实体性的概念。”[1]孔子所想要塑造的，正是这一整体的心理情感原则，即以人为主体的安国定邦停战弥兵、以宗法血缘情感及亲尊原则，进行社会控制与整合的功能性、实用性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但是，由于孔子思想及其后学孟子思想，尚不够严密与思辨，尤其是在许多政治伦理问题，包括社会思想及人格模式塑造上尚不能切合当时社会政治实际，故孔、孟虽一再奔走列国，企图以己说去“干王”“干政”，其结果却是如“丧家之犬”一样未被“人主”所纳信与重用，其所提倡的这种以宗法道德为基准的集体理性也仅停留在纸上。 汉武帝推尊“儒术”，罢黜百家。但武帝所独尊的儒术，是以“大一统”为旨归的“春秋公羊学”。它是在西汉全面继承了秦朝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等级制度背景上，强调以阴阳五行为主的宇宙论及社会政治秩序，同时机械地将地上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及社会现象照搬、等同于以五行为结构的宇宙“天道”，强调人事政治与自然规律按类别的机械的同形同构。例如“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董仲舒撰，《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以下凡引同书，只注书名，不注版本。） 董氏公羊学最大的缺陷，在于它片面强调君主的专制权力和以地主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统治秩序，将自然与社会的一切视为天的意志与有目的的造作，而忽略广大民众（“下民”）的主体意志及他们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这种以“神学目的论”、“君权神授论”为主的儒学理论，由于过分强调君主权威与意志，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形成汉武帝后期统治极不稳定的局面，在当时就受到春秋谷梁学派批评。其后，历经近千年的治乱沧桑，随着阶级矛盾的加剧，董氏公羊学暴露出其缺乏民众道德自觉及道德理性的致命缺陷。故朱熹曾十分尖刻地抨击孔孟以后的儒学： 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尽心章句下》《孟子集注》卷十四，见《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以下凡引同书，只注书名，不注版本。） 在朱熹看来，自汉以来千余年，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黑暗的“霸道”时代，是文、武、周公、孔、孟“道统”中断、人欲横流的衰世。故重新恢复与继续孔孟时强调“内圣”及圣王“心传”的“道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所谓“道统”，在哲学上说是三代圣王贤君的“十六字心传”，在社会政治与伦理思想上则表现为孔孟所说的“王道”与“仁政”。“王道”与“仁政”，在历史上有很多说法。但在朱熹看来，其实质就是以主体道德自觉扩大而成为民众集体道德理性的“治道”模式，也就是社会以“天理”为核心进行重新整合的新模式。 朱熹认为，宋代历经千余年“霸道”之学的熏染，人心败坏，吏治腐败，当务之急是“收拾人心”。通过官、民“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心诚意”，整齐“君心”、“民心”，整顿吏治，使上下一心，共攘危局。朱熹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新学是持非议的。他并非不赞成王氏新学的变法图强精神，而是不赞成新学的具体举措即开的“药方子”。朱熹认为在吏治腐败、人心不古的社情下，急用新法之“药方”只能使民众在吏治压迫下更加贫困、遭殃，就如医者欲治病，药方错了，“却将砒霜与人吃”一样。《朱子语类》卷一三○记曰：“刘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后来弄坏者，乃过误致然。曰：不然。正如医者治病，其心岂不欲活人？却将砒霜与人吃。……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岂可谓其非罪？”其改革之心相似，而其“术”不同，即以新学之举措或理学之“从头收拾人心”的“心性”之学去进行社会改革、变法图强，这正是王安石与程朱理学对挽救积贫积弱的宋代社会在具体“方术”上的分歧点。而朱熹正是继承了北宋二程之政治态度，力图从个人到社会群体的伦理自律上去寻求救国改革之道，制造一种新的“天理良心”的文化心理道德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治国平天下模式。这就是以《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整合模式。 二 朱熹认为，“治国平天下”当从个人“正心、诚意、修身”始。而“正心、诚意、修身”则当先读圣贤《四书》。在《四书》中，朱熹又以《大学》为起始入门阶梯、治国德政之基石。《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记朱子语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它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