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06)05-0077-09 在孔子思想向孟子思想的过渡演进过程中，作为孔门最重要弟子之一的曾子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没有曾子，就不会出现孔子思想的发扬光大；没有曾子，也就不会有思孟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在孔门后学中，“孔子之学，曾子独得其宗”。因此，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曾子是揭示孔孟之间思想发展变迁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关键人物，挖掘和研究曾子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全面了解与把握早期儒家政治思想发展的思想脉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曾子与《大学》辨：一个需要重估的原始课题 探讨曾子的思想，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那就是曾子与《大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全面准确把握曾子思想的精神实质，也就不能全面准确把握曾子在孔孟之间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那么，《大学》的学派归属及学术传承如何？①曾子与《大学》文本之间究竟具有一种怎样的关系？下面我们将对争论达两千年之久的古老问题——即《大学》的作者及成书时代问题重新做一番梳理和检讨并得出笔者自己的结论。 《大学》在早期儒家典籍中是一篇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的作品，《大学》与《中庸》原是保存在《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尽管有汉郑玄序、唐孔颖达疏，但总得说来，在宋以前，两篇作品尚未从《礼记》中分离出来，并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到司马光，才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至朱熹，始为两篇作品“章句”，并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成为宋元以后八百年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学人士子科举考试之必读经典，对古代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从汉司马迁起，对《大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聚讼纷纭，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对《大学》之成书年代及作者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看法：一是传统观点，认为《大学》为曾子所撰，并由其弟子广为传播。这种观点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二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大学》是“七十子后学”所作，但没有言明“七十子后学”究为何人，言下之意，《大学》是孔门之后学者集体创作的结果。三是程颢、程颐的观点，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1](P3)四是朱熹的观点，他把《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认为经部分“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部分则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1](P3-4)五是宋王柏的观点，认为《大学》“系子思所作”[4](P437-438)。 以上所列举的五种观点除王柏外，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认为《大学》或为孔子或为曾子或为孔门后学或为曾子后学所撰述，不管作者究为何人，都与孔子、曾子有密切的关系，在时间上大致限定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不到一百年的范围内。但自清代以降，《大学》为“孔子遗书”、“曾子述之”、曾子“门人记之”的传统观点受到了学者们普遍的质疑，认为《大学》不出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而是成书于秦汉之际甚至更后，持此见解者主要有三种：一是清代著名学者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大学》不应该是孔子、曾子所著，因为孔子、曾子时代文简而隐、义多兼用，《大学》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作品[3](P373)；二是当代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观点，认为《大学》非曾子所著，而应是荀子一派的学者在秦汉之际所作[4](P125)；三是当代著名学者郭沫若的观点，认为《大学》是孔子后学乐正氏之儒的典籍。[5](P131) 除以上列举的几种观点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但大都不出以上所列范围，这里就不再一一赘举了。 可见，自古至今，人们对《大学》的成书年代及作者的分歧竟是如此之大，时间跨度竟达数百年之久，以至人们直到今天仍在重复、争论着这一古老问题。那么，《大学》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究竟为何时所作？笔者一直有一个直观鲜明的看法，就是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宋以前思想家们对《大学》作者及成书年代所下的断语，更不能如清以后学者那样因为《大学》中间或夹杂有后人的文字而得出其出于秦汉人之手的结论。笔者同意传统观点，认为《大学》为曾子所作。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那些人们已经提出无数遍的关于曾子作《大学》的理由和论据，而是试图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再增加几点理由以支持自己的观点。理由之一，《大学》中谈到了曾子孝者事君的思想，[1](P9)这一观点与《礼记·祭义》中记载的曾子之言：“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在语气、理解上若合符节，是对乃师孔子移孝作忠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理由之二，曾子除了继承和弘扬孔子的孝道思想外，还用“忠恕”来概括孔子的思想，“忠恕”在曾子的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大学》中也有多处谈及“忠恕”问题[1](P9-10)，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共同的思想主题，也指明了曾子与《大学》之间确实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已有学者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指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大学》一篇之旨尽于此矣。”[6](P90)理由之三，《大学》十分强调“家”的重要性，显然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逐渐形成的卿大夫专权、政在私门、陪臣执国命有关（主要表现在鲁国的“三分公室”、晋国的“三家分晋”、齐国的“田氏代齐”等），一方面反映了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的延续，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家”在逐渐取代诸侯国君的地位而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股最显赫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家”的兴衰存亡与国家之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大学》中所强调之家当指位于诸侯之下陪臣之上的卿大夫之家，而非是指个体家庭之家，而这在《大学》中有明显的反映。《大学》不但强调治国平天下是建构在以家为本的基础之上，还特别指出，“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1](P9)足见《大学》对家的重视程度。及至战国中后期，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逐渐确立，国家的意志成为统摄一切的最终决定力量，家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小。从这一点来分析，《大学》的成书约在战国初期，它所反映的是战国初期的社会现实当为不争的事实，而曾子正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理由之四，从《大学》尚未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看，它也应该是在孟子之前的作品。从前贤时辈提出的理由及新增的几条理由看，笔者认为，从《大学》所阐述的论题及思想主旨看，不但不能得出《大学》晚出的结论，而是更加证明了它出自曾子（或其弟子）的可能性。对此，李学勤先生指出，“朱子说《大学》系曾子所作，绝非无因。”[7]梁涛也认为，“按照传统的说法，曾子、子思上下相承，属于同一学派，既然《中庸》出于子思，那么，《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的可能性就很大。”[8]两种说法都旨在告诫人们不要轻易否定传统的观点。由以上理由就逻辑性地推导出了笔者的结论：《大学》作为孔子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儒家典籍为曾子（或曾子后学）所撰述，其成书时代大约在战国初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该书标志着由曾氏之儒向思孟氏之儒过渡、转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该书在传承流布过程中经过后人润色、增删，撺入了一些秦汉时期的文字，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大学》为秦汉人所作，也不能成为否定《大学》早出的理由。因为在中国文化早期，“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尤其在民间流传的，变动尤甚。”[9]“任何古书，除刊铸于青铜品者外，没有不曾经过窜易与润色的东西。但假如仅因枝节的后添或移接，而否定根干的不古，那却未免太早记了。”[10](P143)李、郭两位先生的见解对我们认识《大学》文本的时代及作者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