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的道德谱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正泉(1952-),男,湖南湘阴人,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长沙 410128

原文出处:
伦理学研究

内容提要:

《周易》是一部人学著作,也是一部道德著作。《周易》构建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谱系,这种道德谱系由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社会意识、自我意识道德化四个层面构成。《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系起来,从而有了“人道”,也把“道”与“德”联系起来,从而有了“道德”。《周易》在性命之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的形成、演化及人性的内容;又在“人”与“道”的基础上构建了“成人”与“做人”的道德谱系。《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接起来是人学,把“道”与“德”联接起来是伦理学。天道、人道等统一于性命之理的命题之中,成为了道德谱系的奇特内容,从而人也就成为了道德谱系的本体。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7 年 0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06)06-0088-08

      《周易》是一座神秘的迷宫,不知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人都想进入这座迷宫,非常奇怪的是没有几个人进去了,因他们找不到进入之门,而进去了的也从未见有几个人出来,因他们找不到超越之门。《周易》“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何来之门。孔子、王弼等算是进去了,他们也没有出来(超越),不过他们并没有“死亡”,而仍活在《周易》之中。原始思维创造了巫术文化,巫术文化影响了原始思维,《周易》是原始思维与巫术文化的总汇,是东方“轴心时代”的杰作。特别称奇的是《周易》在没有文字而又用符号(-、--)组成卦形,推衍出卦象,然后逐步配上文字的经、传、辞等,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衍化成一种特殊的奇妙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既是开放的,又是确定的或不确定的,从而却能涵摄“天地”万物。《周易》也就这样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成为了广义的文化现象。《周易》无论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起初是占筮之书,占筮离不开吉凶。吉凶问题最直接的是关心人自己。吉凶是性命问题,性命是人学的核心,所以说“易学即人学。”[1]人是易学的本体,本体是在构建道德谱系中构建起来的。《周易》的道德谱系是原始的泛道德主义的,同时也是先民们心灵深处的内容。道家在这里超越了《周易》的世俗功利而一任“自然”,不重视吉凶休咎而启人思“有”、“无”;儒家在这里超越《周易》的世俗鬼神而进入心灵,不重视吉凶休咎而启人思天地境界。《周易》原始的道德谱系就这样成为了性命之理的内容,性命之理则是道德谱系的基础。性命之理与道德谱系的双重变奏,构建了中华民族原始的文化心理,原始文化心理最复杂的内容也就是道德谱系的内容。道德谱系的构建也就是人性的构建。

      一、问题提示

      《周易》存在大量的难解之谜。《周易》是原始思维向理性思维过渡的记录。“不理解”是原始思维的特色,“理解”是理性思维的内容。思维的形成与内容是从不理解到理解的一个过程。《周易》中对生与死、人与神、祖先、天神、情感等都是从不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不理解。有了理解与不理解就有了“灵魂”或“神”,灵魂或神是理解与不理解的内容。有了理解与不理解也就意味着有了理性思维,更为重要的是理解与不理解不仅有了理性思维,而且还有了“命运”观念。命运是对自己的关注又不可理解而产生的。命运是占筮的前提。命运的开始可能就是《周易》所记录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又并不都存在《周易》之中,而是部分存在于人们心灵深处,部分存在于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所以在书中并不可解。

      千古以来,人们认为《周易》有许多不解之谜,实际上这些迷只是自我之迷。例如“巫”的出现就是心灵意识的产物,没有主体意识就不可能有巫的出现,巫是主体意识的最初显示,是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即生命、生活等的不理解到理解而出现的。没有主体意识,人不知道关心自己,何来的巫。“巫”是人们心灵深处的内容。《说文》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无形”(神)是心灵意识的问题。没有巫就没有《周易》,《周易》是巫的作品。巫的出现意味着巫术文化的形成,巫术文化并不是以迷信为特色,而是以不可理解为特色。不可理解是文化心理开始形成的一种现象,这是《周易》形成的客观条件,也是《周易》的本质所在。

      巫是什么?巫首先是一种祭祀活动,是占筮活动的实践者。“巫”与“筮”联系在一起,“(巫)像布策为筮之形,乃筮之本字。……筮为巫之道具,犹规矩之于匠。”[2](P44)“巫”的操着过程实际上则是道德践履的过程,是道德功能的体现。早在1936年,陈梦家先生就说:“由巫而史,而王者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3](P257)李泽厚先生在《说巫史传统》一文得以发挥,他说“总之,一方面,‘史’即是‘巫’,是‘巫’的承续,‘祝史巫史皆巫也,而史亦巫也’;另方面,‘史’又毕竟是‘巫’的理性化的新阶段,特征是对卜筮--‘数’的掌握。”[2](P48)《周易》中对“数”的掌握实际上并不是数学问题,而是心灵问题,“数”主要是“度”,是非理性到理性提升的体现。非理性到理性的提升是一个哲学问题,“史”、“巫”的发展在内容的形式上是“占筮”与“巫史”,在形式的内容上是“数”与“义理”,而在深层次上则是原始思维向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就还需要补上“由史而哲”。“义理”是哲学研究的内容,《周易》是一本义理之书。《周易》的发展在卜筮方面是失传、衰落了,文王、孔子主要使义理得以发展,使《周易》更加哲学化,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巫是道德功能的体现者。《周易》最神秘之处就在于“数”的演算,数毕竟是科学的基础,这是难以得到发展的,但“义理”则可以无止境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需要“制礼作乐”,由巫而史;另一方面是主体心灵发展的需要,心灵的发展需要关注自己的命运,由史而哲。由史而哲的内在动力是“巫即道德”,是道德的功能使“由巫而史”上升到“由史而哲”。由史而哲是《周易》以人为本的理论升华,所以《周易》是人学之书,其内容是文化心理,其存在是道德谱系,其发展是义理哲学化。探索人的发展必然要“由史而哲”,也正是《周易》的这种哲学从而才构建了中华民族原始的文化心理,并反映了东方民族原始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过渡。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