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 （2006）05—0004—06 自从我2000年发表“论道德资本”一文以来，我又分别和我的同仁们发表了系列文章论述道德资本，并撰写出版了《道德资本论》一书，先后多角度地论证了道德资本的概念、存在依据、基本特征、作用机理和作用形式等，受到学界的关注，有的学者对有关道德资本理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有的学者认为没有道德资本的存在理由，并撰文提出质疑。这有必要对道德资本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不久前出版的西班牙阿莱霍·何塞·G.西松著，于文轩、丁敏翻译的《领导者的道德资本》一书，以其独到的视角论述了道德资本的内涵、特点、管理和作用方式等，具有明显的理论启迪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一、何谓道德资本？ 道德资本是什么？道德资本有无存在的理由？这是我研究道德资本问题中反复论及的问题。针对不同意见和质疑，结合对西松著作的评述，再作如下分析。 首先要说明的是，资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是资本的本质所在。西松在其《领导者的道德资本》一书中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一经典思想。因此，他虽然认同道德资本，但他的道德资本思想有其局限性。因为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社会通行的道德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道德是否能成为资本要作具体分析，同时，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资本不一定是道德的，或者说资本不一定具有道德意义。只有在真正通行公正、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下，道德的资本意义和资本的道德价值才可达到真正的统一。 （一）道德资本即美德？ 道德资本是什么？我在“论道德资本”一文中认为，道德资本是指道德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是能带来利润和效益的道德理念及其行为[1]。 西松的定义有所不同，他认为：“道德资本可以被定义为卓越优秀的品格，或者拥有并实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认为适合人类的各种美德。如今，道德资本的含义亦可被表述为‘诚信’，即一种让人联想到值得他人依靠或者信赖的人格上的健全性和稳定性的品质。具备美德或者优秀的品质可以被视为道德资本，这不仅因为它们是一种财富形式，而且还因为它们是在个人身上积累和发展起来具有生产力的能力或者力量，其积累和发展途径是在时间、努力和其他方面的投资，其中也包括在资金方面的投资。”[2] 在这里，西松的定义很有理论价值：第一，他把道德资本定义为“卓越优秀的品格”，同时，认为道德资本可表述为“诚信”，而将“卓越优秀的品格”与“诚信”相提并论，这是本书之特定话语背景下的精当提示。因为，诚信尤其是被西松界定为“一种让人联想到值得他人依靠或者信赖的人格上的健全性和稳定性的品质”之诚信，是推动资本增值的重要杠杆。第二，他认为道德资本是“拥有并实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认为适合人类的各种美德”。这里他应用了“特定的社会背景”、“适合人类”等词语，这是明智之举，因为美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唯此才不至于泛化作为资本的道德。第三，他指出人的美德或优秀的品质被视为道德资本，不仅是因为它们是一种财富，更是因为它们是具有生产力的能力或力量。这里讲到了道德之所以为资本的一个重要前提或依据。事实上，道德或美德或优秀的品质等，它们只是可能的道德资本，或者至多是没有进入生产过程之前的道德资产，还不能把道德或美德或优秀的品质等同于道德资本。为此，西松以上关于道德资本的定义尚需斟酌，否则就会是“道德资本可以被定义为道德”、“道德可以被视为道德资本”的具有严重语病的概念表述。 （二）道德资本的表现形式及其本体 道德资本之道德，是投入生产过程并能增进社会财富的有用的道德或称科学的道德，这样的道德一定是一定社会生活中道德“应然”的体现，作为资本的道德也就是经济活动中的“应该”。西松对此的思维角度虽特别，但在情理之中。他说：“幸福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道德资本的确定的表现形式。幸福就是最大的道德资本，这种资本只会不断地积累和收益，而不会有任何损耗。对这种道德资本的使用并不会使之变少，相反会更加促进它的增长。体现为幸福的道德资本一经养成，就不会受到任何未来的风险，而且价值将变得更加内在，而不是简单的工具性。积累道德资本就是在追求幸福。”[2](189) 西松接着表达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即“一种真正幸福的生活要追求一种本身具有意义的事物，而且最好是一种对人类最高的、终极的善的目标”[2](190)。因此，“在幸福的最佳状态，只有收获和享乐，没有任何损失或风险。幸福作为道德资本，价值是本体性的而非工具性的”[2](195—196)。 西松把幸福作为道德资本的表现形式，并指出价值是幸福的本体。以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幸福，是在更深层面上说明道德资本由于其进取性、导向性、完善性之特点而有充分的存在理由。 当然，幸福作为道德范畴有其时代性和阶级性，作为道德资本表现形式的幸福应该是体现为一定社会的生活追求之“应当”的幸福。 （三）道德资本的完美性决定了其作用和效益的“正向性”特点 道德资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存在随着利润和效益的增加或减少而增加投入或撤出投入的问题。这是因为道德资本是精神资本，其作为资本存在时就意味着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已经具备优秀的品德，同时也表明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已经在按照人的一定的价值取向和善的目标在运作。否则，道德资本就不能成立。既然如此，就不需考虑道德资本的退路问题，它永远只会起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尽管有时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投入后的效益不明显，甚至会亏本，但这不可能是道德资本的原因。倒是道德资本会因高尚的经济活动主体及其价值取向，努力改变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的投资方式或投资去向，进而获得效益和利润的增值。而且，有时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因经济不景气、经营不善撤出原投资渠道时，此举动本身往往是道德资本在发挥着引导、协调作用。 西松在这一问题上观点鲜明，解释也较为有理，他认为，“道德资本不能像其他形式的资本那样具有善恶二重性或者同等的效用”，“它永远不会被用于罪恶的目的”[2](46)。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不会引发任何损失”[2](130)。 他还说：“道德资本或者美德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体现的同时不会排他，也不会消耗，美德具有‘正外部性’。这意味着：一个人的美德的增加不意味着另外人的美德的减少；事实上，如果要阻止一个人从自己的美德中获得收益，比之相反要难得多。同样地，如果一个人的美德只能够使自己受益，那么，基于‘公共物品’的属性，我们可以认定美德已经出现缺失。由于我们常常能够从别人的美德中获益而不需要我们付出任何成本，因此市场机制是不能解释美德的。”[2](216—217) 这里的关于“市场机制是不能解释美德的”结论是精当的表述，作为道德资本，它的确不存在买卖关系、交换关系，也不存在消耗、亏本之类的经济现象，它只有进取、协调、完善、发展之功用。尽管西松此观点很值得赞赏，但他在谈“作为道德资本的美德”时，思维逻辑上出现了漏洞，他说：“道德资本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文化资本或者社会资本不同，这些形式的资本仅从有限的方面去完善个人，例如从健康、知识、智力或者技能等方面，或者通过获得有利的人际交往、形成人际关系实现；但道德资本却非常不同，它将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完善。道德资本不会使人更加有力、更加聪明、更加节俭（相反，它会使人更加慷慨）；它甚至不会使人必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是，道德资本却可以使人成为人类的优秀分子。这并不是说，具有较丰富的道德资本的人必定会丧失强健的体魄、健康和智慧，或者必须要放弃商业利益；而只是说，具有较丰富的道德资本的人不会较易地以牺牲其优秀的道德品质为代价，去追求健康、知识、社会关系或者利润。”[2](41) 这里，西松似乎把道德资本作为完全独立的资本来看待，并把道德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分开甚至对立，这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因为道德资本不是以独立资本身份在经济运作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它的“渗透型”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依托人的言行、实物资本、管理制度等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2]。同时，其他形式的诸如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它们的存在和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道德资本的独特功能；人的健康、知识、智力和技能等水平的提高也并不是与道德资本无关。认为“道德资本不会使人更加有力、更加聪明、更加节俭；它甚至不会使人必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这更是形而上学的，并在西松书中是自相矛盾的理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