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一种建构的启蒙 工业社会的启蒙是一场解放的启蒙，而新的启蒙将是一场建构的启蒙。我们知道，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解放了个体，解放了人性，所以，它使人与社会分离，虽然在人性的解放中社会已经转化为人的社会，但人却走向了与社会分离的征程，越来越远离生活世界，进入一种形式化、片面化的存在形态。当然，近代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非生活世界的人群集合形态称作社会，在这种意义上认识人与社会的关联性。其实，社会失去了生活的内容也就意味着其有机性的丧失，因而成了各种各样矛盾和冲突的总汇，在一切方面都以对立、对抗、竞争等形式来实现自我和建构社会。所以，解放个体和解放人性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序曲，是人类文明行进中在工业社会阶段的必要步骤，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门槛边，新的启蒙不再紧抱住解放个体、解放人性的主题，而是承担起解放生活世界的任务。由于新的启蒙所解放的是生活世界，所以，它使解放与生活统一了起来，它解放生活世界的过程也同时就是建构合作社会生活模式的过程。 也就是说，走向后工业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启蒙决不仅仅是解放的启蒙，近代社会解放与生活的疏离甚至分离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不会出现，革命者不懂生活的状况也不会存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启蒙既是解放的启蒙也是生活的启蒙，是二者有机统一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解放的启蒙是包蕴在生活的启蒙之中的，而生活的启蒙则以解放的启蒙而呈现给历史。因而，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会突出人的自我实现的主题，解放和生活则是构成这一主题的两个要素，网络结构的自觉建构、合作关系的历史性生成，都服务于人的自我实现的主题，并为人的自我实现开辟切实可行的途径。因此，我们看到，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全球化所扮演的不是解放的功能，世界的任何一个（比如阿拉伯）地区也不需要有人使用暴力去加以解放，关键的问题是要去发现合作社会将为我们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模式，我们如何在这种生活模式的建构中使人普遍地达成自我实现。全球化展示的是合作的前景，它让人类以往一切形式的征服（甚至是解放旗帜引导下的征服）都丧失合理性。只有怀着合作的动机，按照合作的理念去做出行为选择，才是合乎历史进步趋势的行动。 个体的解放必然导向民主和法制，因为当人们立足于个体这一中心去环顾世界的时候，个体的权利无疑会被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制高点上，为了使这一位置不被怀疑，就需要建立健全法制的工具。其实，权利是一种主张，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据18世纪启蒙思想而在工业社会的矛盾体中提出的必要政治主张。如果这种主张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就无法获得切实的保障。也就是说，只有得到法律认可甚至明文规定的权利，才是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的权利。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会提出不同的主张，即使那些人类社会每一个世代共有的主张，在其各种主张所构成的系统中的优先次序也是不同的。在工业社会，关于权利的主张是一种优位主张，但是，到了后工业社会，它就不再会成为优位主张了。随着法的精神衰微和伦理精神的兴起，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原则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时，权利主张可能就显得不合时宜了，相反，那些有利于社会合作体系建构、有利于合作行为发生和有利于和谐的社会合作机制运行的主张就会成为优位主张。总的说来，近代社会的制度及其结构，都肇始于个体的解放，虽然历史是属于所谓社会的，但这个社会无非是失去生活内容的个体依据一定结构而汇聚在一起的群，是这类个体依据一定程序活动的戏台子，无数的个体却只有一副面孔，他的理想、愿望、行为等都被模式化为同一种格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失去了生活世界的社会，而后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就是要把这个已经失去了的生活世界找回来。 当解放的启蒙转化为社会改造运动的时候，会以革命的形式出现。这时，革命会成为时代的主题，人们会因革命而分化成“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的人群。但是，一旦一个社会革命的主题褪色了的时候，生活的旋律就开始高扬，“左”与“右”、“激进”与“保守”就会为善与恶、乐观与悲观、高雅与庸俗的判断所取代。这是存在于以往人类历史表象上的特征，特别是在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几乎是夸张的表现。然而，后工业社会将会使这种特征黯然失色。因为，这个社会不会在任何一个阶段片面地突出解放或生活的主题，不仅在这个社会到来的时刻会把解放的启蒙与生活的启蒙融为一体，而且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会把这两个主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果说工业社会在18世纪经历了一场解放的启蒙，到了20世纪才出现了生活的启蒙，那么后工业社会是不需要这样一种分阶段的二次启蒙的。后工业社会的启蒙从此刻开始，而且仅此一次。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大都相信暴力行动是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比如，在卢梭看来，欧洲的统治者们正在一致盲目地加速命中注定的革命的到来，所以需要采取政治行动。这种看法成了近代社会的普遍信念，即社会危机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有必要诉诸于暴烈的行动。在新的历史转型中，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还主要是零散的、无规律的小规模危机事件，这些危机事件背后是否包含着聚集成大规模危机事件的可能性呢？答案是肯定的。近些年频繁爆发的国际上的地域性冲突、局部战争等，虽然大都被纳入到工业社会文明冲突的解释框架中去了，其实，它也是历史转型所造成的振荡，如果看不到这一方面的话，全球性的危机是完全有可能爆发的。面对这一可能性，我们怎样才能发现一条“静悄悄”的革命道路呢？这也是第三次启蒙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寻找一套系统地解决危机的行动方案，要把新的历史转型中的危机看作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动力，把任何一种危机的出现，都看作是要求我们变革这个社会的呼声。更为根本的是，要以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开放心态去消除危机因素，而不是出于维护工业社会既有传统的目的去压制危机因素。 解放的启蒙拥有批判的特征，而生活的启蒙则突出建构的意义。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写道：“人份内的工作就在于有思想的生活，在于理解，在于深思熟虑的行动。善的生活就是与人的存在的自然秩序相一致的生活，是由秩序良好的或健康的灵魂所流溢出来的生活。善的生活简单说来，就是人的自然喜好能在最大程度上按恰当秩序得到满足的生活，就是人最大程度地保持头脑清醒的生活，就是人的灵魂中没有任何东西被虚掷浪费的生活。善的生活就是人性的完美化。它是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1] 这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活的诗意憧憬。从历史上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无法实现的生活境界，除了诗人的想往之外，在现实中，是无法找到支持它的力量的。但是，毕竟人类持续地拥有这种浪漫情怀，而且总是处于不断的追寻之中，人欲达到的就是目标，只要人始终不渝地朝着这个目标奋斗，无论道路会多么曲折，总会有一天逼近这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