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新的启蒙 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程，面对扑面而来的后工业社会浪潮，托夫勒说：“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生活中出现。它到处遭到了一批视而不见的人的压制。这个新文明带来了新的家庭形式，改变了我们工作、爱情和生活的方式，带来了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冲突，尤其是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意识。这个新文明今天已局部存在。许多人尝试着使自己的生活去适应明天的节奏。另外有些人对未来则心存疑惧，陷入绝境之中。他们迷恋过去，妄想重振自己熟悉的那个垂死的旧世界。”“这个新文明的诞生，是我们生活中唯一最为爆炸性的事件。”“它的深刻意义，就像一万年前发明农业的第一次浪潮对人类解放的变革，或者如同工业革命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所带来的震撼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1]3 然而，面对后工业社会的到来，那些在民主、法治意识熏染中长大的人，“以为自己熟悉的世界是永世长存的。他们很难设想自己还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是一个全新的文明了。他们当然也认识到事情在变化中。但是他们以为今天的变革，将以某种方式轻轻地从他们身旁掠过，而不会对他们所熟悉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有所动摇。他们期待着未来将一如既往。”[1]5 事实上，“人们正在进入的世界，是如此远离我们过去的经验，以致所有的心理预测都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然而，绝对清楚的一点是，强大的力量正在汇合起来，去改变社会性格——发扬某些特性，抑制另外一些特性，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得到改造。”[1]434 如果如托夫勒所说一万年前人类进入了农业社会的话，那么人类是在无知无觉中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及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人类才开始了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从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人类开始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然而，到了18世纪，才出现了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也就是说，人类曾经有过两次启蒙运动：一次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另一次发生在18世纪。这也就是托夫勒所说的：“人类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这两次浪潮都淹没了早先的文明和文化，都是以前人所不能想像的生活方式，替代了原来的生活方式。第一次浪潮的变化，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的变革，是工业文明的兴起，至今不过是三百年。今天的历史发展甚至更快，第三次浪潮的变革可能只要几十年就会完成。我们正好生长在这急剧转变的时刻，因而在生活中感受到第三次浪潮的全面冲击。”[1]4 在今天，我们经常谈到的启蒙，往往是指18世纪这场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重大历史阶段的开启，都需要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去帮助人们树立新的观念，设计新的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型塑出人类新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工业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走到了自己的顶峰，后工业社会的进程开始启动。也就是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古希腊的哲学运动，都属于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标志着农业社会开始走向成熟；18世纪则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启蒙，也是工业社会进入发展期的起点；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可以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同样需要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这就是人类历史行进中的第三次启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如果我们不想经历农业社会启蒙前的蒙昧的话，如果我们不想经历工业社会启蒙前的“血”与“火”的战争和灾难的话，就需要尽早地启动后工业社会启蒙议程。如果没有一次及时的彻底的启蒙，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过程中的流血冲突和社会震荡也就会再次重演，而且会表现得更加惨烈，甚至会把人类导向灭绝的境地。 对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托夫勒满怀信心地说：“即使今后几十年里充满了动荡和骚乱，甚至是暴力遍地横行，但不会把人类全部摧毁。对于令人震惊的变革，现在我们取得了经验，并没有乱成一团和张皇失措，而在事实上，它形成了一个轮廓鲜明，清晰可辨的图景，特别是这些变革的累积，在我们生活、工作、娱乐和思想的方式上，汇集成巨大的变革，而一个健全的合乎需要的未来是可能实现的。”[1]6—7 有了这样的信心和乐观态度， 我们也就乐意于投身到一场面向未来的启蒙运动中去，而且在投身于其中的同时，发现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责任，随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深入，我们的历史责任感也就愈益增强。因为，我们将深深地感受到，正如那些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启蒙中作出贡献的先贤们一样，在今天，“为人类生存而行动，再度变成可能和理直气壮了。总之，革命性的前提，启迪了我们的智慧，焕发了我们的信心。”[1]7 或者说，我们从此走上一条义无反顾的道路，不畏侧面来风，也不畏前进中可能出现的恶言秽语，仅仅让前进路上的光明去把那些卑污的面目照得更加清晰。 在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中，相信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与只看历史发展中负面影响的悲观主义并存，它所表明的是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矛盾，这种矛盾以躁动的历史运动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从根本上说，那是人类控制历史进程的能力不足的表现，是因为工业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是人无法驾驭的。在后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中，这种情况就不再会出现了，因为，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已经为人类积蓄了足够驾驭历史和控制社会的能力，而且，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性在道德制度的安排中能够找到融洽的接合点。这时，所缺少的只是观念的转变，只要呼唤出合作的理念，一切社会发展中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在我们准备投身于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中去的时候，最不能容忍的是那样一类人，他们觉得，“深刻的政治变革的前景及其危险是如此的可怕，因此不管现状多么使人不能适应和令人难以忍受，骤然看来，好像还是大千世界中最好的了。”[1]488 因为，反对变革和顽固维护工业文明的人可以在认识提高之后而发生转变，即使不愿转变，也可以成为展开辩论的对手，而面对抱残守缺一族，你却会感到无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