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110（2007）04—0021—04 在社会学的发展中，人们常提到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但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史中，很少有人论述贝尔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历史关联。在1989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中，赵一凡先生在介绍贝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还特意提到了贝尔本人愿意接受“后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1][p.5]在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贝尔不仅详尽地论述了他早在 1959年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还对此前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进一步加以阐述。也正是在贝尔的这部著作中，他以题为《后马克思主义：西方的对话》的一节篇幅谈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一、后马克思主义：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支撑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贝尔想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一种理论支撑，所以他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域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作了一定的阐发。虽然他并未赋予“后马克思主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他还是就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一般说来，贝尔是用后马克思主义指认秉承马克思学说的某一方面而又与马克思本人进行对话的一类学者。 首先，针对爱德华·希尔斯对后工业社会概念的评论，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可以从马克思本人那里获取借以构想的根源。但是，“很奇怪，希尔斯教授没有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马克思，或许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2][p.65]圣西门把历史各阶段描述为有机社会和关键社会的交替盘旋，而孔德则看到社会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到科学阶段的理性进展。如果不问理论，这两者都很深邃，可是我们对社会变革的兴趣根源必然是马克思。“西方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沃纳·松巴特、马克斯·韦伯、埃米尔·莱德勒、约瑟夫·熊彼特、雷蒙德·阿伦——正如我设法说明的，都是和马克思的不同图式的‘对话’”。[2][p.51]贝尔认为，马克思把社会变革归根于社会结构或体制（而不是心理状态，虽然他对待思想过于傲慢或者把思想作为附带现象）。如果我们设法说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从马克思的预言开始。但是，我们这样做，却面临了一个难题，因为，我们可以设法表明，这种对未来的看法并不是一个图式，而是有两个图式，而大部分社会发展理论正是对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图式做出反应的。 其次，贝尔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社会状况和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变化状况做出了比较：“马克思曾经把任何已知历史阶段的这种生产方式的定义说明为生产力（技术设备和劳动组织）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而源出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相应情况。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确的财产统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模糊了。马克思还曾进一步断言：生产的中央集权化和集中化会成为商品生产的‘桎梏’，但在《资本论》以后的百年中，西方世界却出现了生产率的大提高和当代任何空想家所从未梦想到的技术发展。”[2][p.84]贝尔把对后一阶段状况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称作“后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关系性质的模糊和技术的成功，把生产“力”带到了中心地位并重新提出把工业社会的概念作为有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另一种可能。 最后，贝尔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们，即使迟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认为人口和土地是经济成长的限制性变量，认为一种谨慎小心的经济最终都会以某种“停滞状态”告终。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必然是积累，然而垄断不可避免地要降低成长的速度，制度本身则可能由于其‘矛盾’而崩溃。好几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期望出现‘经济成熟’的新情况，其基础或则是新大陆上市场和投资机会的枯竭、人口增长的放慢，或则是由于铁路、电学和汽车的推动力减弱而使新的技术进展不再成为商业活动的‘长波’。”[2][p.221]对贝尔而言，“经济成熟”的魔怪现在已经基本上消除了。主要原因是技术的开放，而且已经发生了两个变化：一个变化是科学与发明系统地结合起来了，主要是通过从事研究与发展的机构。另一个变化是，通过创造进行技术预测的新技术来努力“探测技术的海洋”，它将展现出发展的未来领域，它将使工业或社会根据资本的可能性、需要和产品来系统地计划未来。科学和革新的这种新的融合，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技术成长的可能性，是后工业社会的基础之一。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就是这样提出“后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受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中的“后”字启发而引发的概念，但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只是提出了问题的框架，到底要赋予它什么内容，似乎还不十分明确。所以，这还需要我们了解贝尔的以知识和技术为中轴的后工业社会的理论。 二、知识与技术：后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