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济性”原则，简单说来就是用尽可能少的付出取得尽可能多的结果，因此，经验事实上的简便性、经济性就成为评价一切活动的主要标准。提起这一原则，人们很自然会想到马赫，他不仅在认识论中明确要求“花费尽可能少的思维，对事实作出尽可能最完善的陈述”①，而且其要素一元论直接就是这一原则的本体论承诺。然而事实上，这一原则不仅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已强调“如果一项变动就够了，那是最好，如果一项不行，就两项，总之变动愈少愈小愈是理想”②。至于“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阿芬那留斯的“费力最小原则”、哈耶克的“有限政府”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等，则都是此原则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变种；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如舒马赫所指出的：当今时代有一个谁都不想去证明然而却共同信守的价值目标——经济性。人们用这个目标来衡量一切，不仅用来衡量具体的经济改革的成败，也用来衡量经济学说的正误，而且还更糟糕地用来衡量非经济领域的事物，如时间、自然、艺术品等等。③ 甚至《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关于人的定义也被明显表述为：“人是消耗最少的必要能量来换取最大限度舒适的探索者。”④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日常思维和日常行为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往往都“遵循最少费力的原则”。⑤ 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经济性原则在人类发展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是衡量科学技术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尺度，推动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提高；而且直接促使科学、哲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奏响了全世界现代化的序曲——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并且，的确如波普尔所言，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一原则往往具有一种美学或者实用的性质⑥，即使排除这一点，它所要求的“经济”与“效率”仍然是今天科学思维和社会实践的追求。然而，“技术进步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完善的世界，在它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把新的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任务带到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上。”⑦ 如果说，以前片面追求经济性原则还很少表现出负面效应，很少带来损失的话，那么在社会各方面高度发达、严密组织的今天，缺少文化和伦理反思的“经济性”，只会把这种“积极追求”变成短视的不负责任的“游戏”。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当代中国正在努力赶超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MBA、MPA等新兴管理科学方兴未艾，这些都要求对事物和社会样态的精确结论，因此，追求精确、简单的经济性原则正在被高扬起来；又由于中国从来没有工业文明片面发展的切肤之痛，因此，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更容易沉溺于“经济”的浪潮，陶醉于对飞速进步和表层繁荣的极度乐观，从而上演与西方社会“惊人相似”的历史。 值得欣慰的是，在付出昂贵代价之后，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这一信念，对“经济性”这一人类科学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共识性理念做出知识论层面的质疑和反思。这将有助于我们审慎而有效地对待和运用此原则。 1.经济性之桎梏——开放与宽容是科学知识进化的重要条件 神圣的信仰如果被过分一般化了，也会成为偏见、悲剧和灾难的缘由。热切追求经济性的精神狂热正在埋下危机的种子，因为现代社会所亟须的是趋向人类思维“活性”的探求和发展，而对经济性的片面追求必然将人类认识活动聚焦于单一的标准，而排斥科学知识进步的其他标准。 人类认识活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进程，虽然此进程往往表现为在概括性、简约性、便捷性等方向上的不断创新和更迭，但归根到底，这一过程的出现及其着眼点却不是简捷性本身，而是科学知识的实质内容。现代科学认为，人类从来不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也不应去追求具有超历史性的阿基米德点，甚至不可能在精确的论证和命题之间达成一致；而只是尽可能地猜测和检验在无穷变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见解，并明智地运用这种猜测和检验。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或社会中的个人或团体可能会出于伦理的或美学的等非经济性的原因而得出某种理论或坚持某项活动，这一坚持所导致的创新和进步并不因其“不经济”而改变性质或失去意义。因此，没有一种主导性原则能够成为全部知识的依据，经济性也只是诸多标准中具有片面性的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作出一个评判之前，必须综合考虑各个方面。而无论如何考虑，在科学知识领域，最关键的是促进新观念的出现，并且能够在纷繁复杂的观念中拣选出比较可靠的观念来。极度地追求经济性标准，只会给思想、给提出新的和富于成果的问题设置障碍，从而阻碍科学知识的进步。我们必须以宽容的心态进行由可能性引导的成功科学研究——使科学得以自然地、宽容地看待事物、标准和争端，使其自身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独断走向宽容，从单调走向丰富。 2.经济性之缺憾——深刻性常在追求简单的过程中丧失 “经济性”（简单性）与深刻性（概括性、抽象性）是一对矛盾，虽然两者常常相互关联，但却不是必然（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发展，就是典型例证）。甚至有些时候，由于部分的单方面的总是比整体的全面的显得简单，静止分立的总是比动态连续的显得简单，这样，对简单性的追求就意味着置认识的全面性、深刻性于不顾。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质量层面的关注和应对往往比数量层面困难而需要更多的投入，而数量的具体性相对而言更具有迷惑性和吸引力，因此人们普遍沉迷于数量层面的关注。由于醉心于作纯粹数量的分析，人们越来越不愿深入探索事物的真正性质，结果导致很多所谓的精确性都是通过抹杀更重要的质量差异而取得的。这种情况对于各种问题的真正解决起到了极大的蒙蔽和阻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