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历史”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跟以前的旧哲学划清界限，创立自己的新哲学，因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和新的哲学探索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科学制定交织在一起的。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的世界史观，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观。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关注和考察始于1843年。《莱茵报》时期的实践和所遇到的理论难题，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逐渐产生了怀疑，于是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世界历史。1843年5月至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大量研读了在该地所能获得的历史和政治著作，并写下了5本详细的摘录笔记（后人称之为《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些笔记虽然基本上是原著摘录，但又不是各种不同的历史经验材料的单纯积累，不是对历史细节的简单描述和追求，而是对历史的逻辑把握，即通过对各国历史的研究和比较，揭示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就总体而言，《克罗茨纳赫笔记》主要反映的是欧洲各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其中关于英、法、瑞典、波兰、威尼斯的封建政治史内容，占去了笔记的大部分。本来马克思是想弄清政治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发现，财产关系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对世界历史的研究，还使马克思对社会结构问题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如通过对波旁王朝的历史分析，清楚地认识到市民社会和所有制关系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在路易十八时代，宪法是国王的恩赐（钦赐宪章），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国王是宪法的恩赐（钦赐王权）。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发现，主语变成谓语，谓语变成主语，被决定者代替决定者，这些变化总是促成新的一次革命，而且不单是由革命者发动的。……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为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1] 368在笔记中，马克思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因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这一革命经历了多次反复，所爆发的地点也是局部性的，但它所显示的意义则是时代性的、全局性的。它促进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相互联系，增长了他们反封建的士气，加快了社会发展进程。当然，马克思也没有过分夸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明确意识到这场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不久后便提出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并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因此，尽管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研究比较零散，但对他新历史观的形成却具有重大影响。 1843年10月，马克思迁居巴黎，由于解剖市民社会本身的需要，开始把理论批判的对象由“副本”转入到“原本”，潜心研究经济学，写下了著名的《巴黎笔记》。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有关世界历史的看法，从而为唯物史观的形成积累了宝贵财富，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值得认真注意：（1）对货币与世界历史关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1] 150 “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普遍的离间手段吗？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使人分离的‘辅币’，也是地地道道的结合手段；它是社会的化合力。”正因为货币具有这样的化合力，所以马克思同意莎士比亚的看法，即货币“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1] 153在这里，马克思虽然不是直接论述货币与世界历史形成的关系，但蕴含了货币对促进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世界联系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2）对资本和私有财产打破地方限制作用的分析。马克思一方面看到异化劳动对人性的扭曲，另一方面又用历史性的眼光来看待工业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这里插一句）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运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婪欲必然战胜享乐欲，公然无节制的、圆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世故的、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2] 110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肯定了资本和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于战胜封建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在接下来对私有财产本质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认为，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发展打破了封建土地关系的地方性、民族性的限制，“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2] 113 （3）对动产与不动产对世界历史影响的分析。所谓动产，主要指工业资本；所谓不动产，主要指封建地产。在封建社会，不动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动产则取代不动产而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霸主”。动产战胜不动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动产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作用呢？马克思借用国民经济学的表述认为：“据说，动产已经使人民获得了政治的自由，解脱了市民社会的桎梏，把世界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温文尔雅的教养；它给人民以文明的需要来代替粗糙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2] 109私有财产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工业资本战胜封建地产的历史。世界历史的出现是与资本的发展相伴而生的，资本的走向同样反映了世界历史的走向。（4）通过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研究认识到“工人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密切关系。马克思不仅把私有财产理解为异化劳动的结果，而且还论证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乃是消灭私有财产的重要条件：“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 101这一思想实际上已经触及马克思后来所表述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观点。总之，《巴黎笔记》虽然没有专门阐述“世界历史”问题，但在经济学探讨中已大大深化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马克思已经逐渐在社会生活的深层领域——经济领域——找到了世界历史的真实联系，这为他形成新的历史观奠定了基础。
